危难之中见真情。这句话我早就听说过，但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还是在1966年的岁末。

那时，少奇同志早已身处逆境，许多平时同少奇同志要好的人怕受株连已躲得远远的。而就在恶浪滚滚、人心惶惶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同志派秘书给少奇和光美同志送来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信皮上是她亲笔写的“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也赫然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同时，她还给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少奇同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刚开始，我想是不是因为信息不灵，宋庆龄同志还不知道少奇同志“犯了错误”，不了解少奇同志的处境。

后来，我明白了，宋庆龄同志这样做的用意，正是表达了她对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国家主席——少奇同志的强烈抗议。试想，同在北京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搅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难道住在后海的宋庆龄同志能不清楚中南海所发生的一切吗？

光美同志收到宋庆龄同志送来的东西，顿时热泪滚滚，她边擦眼泪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此情此景，我被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感动了。

我也激动地说：“听说宋副主席也受到了一些冲击。红卫兵要剪她的头发，说这是‘封资修’的象征。宋副主席批评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并指着自己的发髻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据说周总理知道后，不仅批评了那些造宋副主席反的人，还责令警卫部门必须保护好宋副主席。”

“宋庆龄同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她总是站在我们党的一边，全力支持我们党的事业。她对我们党无限钦佩，无限热爱。她对世界和平事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内国外都有很高的威望。她在50年代就向少奇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来经中央讨论，认为让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会更大些。”光美同志以敬佩的口气赞扬着宋庆龄同志。

我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曾多次感受到少奇、光美同志同宋庆龄同志之间那无私的真挚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少奇同志对宋庆龄同志十分尊重，宋庆龄同志对少奇同志也非常敬佩。他们除了政治上彼此关心外，在生活上彼此也很关心。

少奇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去同她交换意见。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少奇同志只要到南方去，总要设法去看望她。

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少奇、光美同志去看望宋庆龄同志之前，总要叫我们先打电话联系一下，看宋庆龄同志什么时候方便。如果是请宋庆龄同志参加国务活动，也要先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本人的意愿。

少奇、光美同志知道宋庆龄同志很爱孩子，所以常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些小礼物给宋庆龄同志送去。特别是逢年过节，孩子们发挥各自的特长，有做贺年卡的，有画画的，有送信札的。孩子们到了宋妈妈家里，唱歌、跳舞、做游戏，欢声笑语荡漾在这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里，使宋妈妈得到了慰藉和温暖。

宋庆龄同志经常给少奇同志的孩子们送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她经常给孩子们送些糖果来。那时，孩子们能吃到几块糖果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在送些东西时，她还要特意说明，这是从某地带回来的，那是某某人送的。

光美同志有一次从宋庆龄同志那里回来，对我们说：“少奇同志对宋副主席说，你给我们送东西，我们没有东西送你，多不礼貌。宋副主席笑着说，我看到孩子们送来的那些小礼物，就是我最高兴最喜欢的东西了。”

还有一次，光美同志探望宋庆龄同志回来，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今天的谈话真有趣，宋副主席说不好普通话，怕少奇同志听不懂，少奇同志说湖南话，也怕宋副主席听不懂。怎么办？还是宋副主席想了个妙招，她说英语，由我这个说普通话的人当翻译，少奇同志偶尔也说几句俄语，这样三人对话，越谈兴致越高。既交流了感情，又沟通了思想，还重温了外语，真是一次难得的谈话。”

“还是在建国初期，少奇同志就对我说过，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强暴，同全家人都断绝了关系。为坚持自己的信念，支持正义的事业，她刚正不阿、爱憎分明。她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光美同志又说。

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存有这种伟大的友谊，所以，在少奇同志身陷逆境之时，宋庆龄同志才不畏风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安慰少奇同志，关心少奇同志。

这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真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