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兴风作浪的“好手”。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

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江青到处讲：“认识人要有一个过程。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是1964年才认识他的。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时，他却不表态。”

江青所说的“汇报”，是在1964年冬的一天下午。她来电话问：“少奇同志在不在？我要向他汇报个问题。”我报告少奇同志后，他说：“请她现在就来吧。她没有来过，你在门口迎一下。”

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穿着斗篷式棉猴儿的江青来了。

我把她引到了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同志热情地同她握手，并关心地说：“房子里热，把棉衣脱了吧。”

江青微笑着说：“时间不长，我怕风，不脱了。”这时公务员给她送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我们就出来了。

江青向少奇同志讲的什么，我当时不知道。

但从江青说的时间来推算，肯定就是那次了，因为在1964年里，江青就只向少奇同志汇报过这一次工作。而仅仅就这一次，她还要作为大棒，砸向少奇同志。

1967年初，中南海贴出一张标题是“我们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的大字报。文中引用江青的话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他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明目张胆地复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现在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被解雇的要立即请回来；被扣了工资的要补发；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我看到这张大字报，立即想到这是针对少奇同志在广西的一次讲话来的。

那是1964年秋，我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广西。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到要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用工制度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用工制度，就是固定工制度。他们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我看以后劳动制度要改变一下，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过去上海、无锡等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胜利后反而把季节工改成了固定工，这件事做得很蠢呀！……合同工做了多年后，只要干得好，也可以当厂长。为什么合同工就不能当厂长？教育一下一样当。现在我们许多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里的许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要少增加固定工，要大量使用临时工……”

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后，那里的干部都说很开窍。少奇同志说：“到云南再讲一讲。”但刚到昆明，就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并说“有人有不同意见”。第二天，我们就同少奇同志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当时，我不知道对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不同意见是指什么问题，看了这张大字报，我才弄明白。

江青攻击少奇同志关于用工制度的讲话的话传开以后，马上引起了新的混乱。一是许多人上街游行，要砸烂临时工制度；二是有临时工的单位被迫把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三是有些单位忙于为被处理过的临时工恢复名誉和补偿损失；四是给原为临时工现已转正的工人增加福利。有的地方和单位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物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些人就继续闹事。

而江青之流反过来又给这些人扣上了刮经济妖风的帽子，并说：“这股经济妖风的后台就是刘少奇。”

少奇同志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后，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去年8月份我就不工作了，现在怎么又成了刮经济妖风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