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孙子兵法》这一上古奇书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先人把讲求谋略的战争当成一种神话来看待。这也让许多学者发出了“古中国以兵法治国”、“中国人没有信仰，唯信仰兵法”的感叹。　　

而这种兵法的形成，在古社会条件下，无疑需要上千年的战争及治国经验的积累，这让中国的古战争、古文明的前溯期，成为一个课题。显然，在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史中，对没有充分物证的中国上古时期持保守看法，但在中国文化范围内，似乎没有人能否认5000年文明史这一事实。　　

那么如果遵照东方人的5000年文明史之说法的话，华夏文明则开端于三皇五帝时期——尽管这在西方人看来只是未被证实的传说。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朝以前数千年的杰出首领之代表。三皇一般指燧人、伏羲、神农、共工、祝融中的三位，如《史记》中称为天皇、地皇、泰皇，民间则认为是天皇、地皇、人皇，说法各有不同；五帝则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亦有多种说法。三皇五帝处于不同文明年代，燧人氏、伏羲氏可推到公元前10000年，而五帝则约从公元前30世纪开始。　　

从所整理的史料来看，黄帝原系炎帝所统部落联盟中的一个分部，崛起之后，在阪泉大战中，黄帝击败炎帝部，成为新的联盟首领。后又与东南方的蚩尤部落发生利益冲突，在涿鹿之战中彻底击败对手，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后来黄帝的孙子颛顼和玄孙帝喾继续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　　

帝喾的儿子尧继位，他是一名贤君，创立了禅让制，传位给了舜。在舜时期，洪水泛滥，鲧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洪水更厉害了，鲧被处决。他的儿子禹采用疏导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洪水，因此被推举为首领。　　

据《尚书》中的《夏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演化至今日，“九州”已成为中国的代称。　　

禹之子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中国从此进入第一个世袭王朝——夏。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夏启死后，五子争权。太康即位，政事不修，沉湎酒色，失国，后羿代夏。太康之子少康奔有虞氏，以夏旧部败后羿所部，复国中兴，征伐东夷各部，一路打到东海边上。　　

据载，夏朝开始，中国有了最早的历法，发明了干支纪年，出现了十进位制。此时的中国黄河及长江流域中下游，也像西亚的两河流域那样，以城邦文化为主，各部落邦国各自为政，时有纷争。　　

夏朝传至孔甲时期，政体渐乱，经皋与发，至夏桀，日益衰落。桀善武，其在位期间，中央已经失去对各部的控制权，桀常年征讨，关系进一步恶化。　　

此时，活动于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约是今天商丘一带的商部渐渐兴旺，不服于中央。桀讨之，胜，囚其首领汤，后释放。约公元前1600年，汤领兵讨夏，灭夏所部韦、顾、昆等，与夏决战。夏桀仓皇之间竟无准备，未交兵即退，败于有娀氏旧址、鸣条，被擒，放逐于历山。夏亡，共历13世17王472载，商汤由是建立。　　

商朝之初，内部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稳定，国力渐盛，经11度征战，四围邦国臣服，版图比夏朝有了扩大，中国的两河中下游尽在其控制之中。商代的文明已经十分发达，国家体制完整，文字系统已经成熟，青铜器冶铸水平发达，开始出现瓷器，因于盘庚时期迁都于今河南安阳，故后世称为“殷商”。　　

商传武丁时期，选贤用能，国力中兴。用兵于南面虎、东面夷及北面的鬼、羌，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大规模的战争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武丁死后，国内矛盾渐渐尖锐，东南势力纷起扩张。至于末代王帝辛，常年征讨——帝辛便是商纣王，不过完全不是电视剧中所描写的那般邪恶残暴，其天资聪颖，才力过人，革除旧弊，选贤任能，在位之先，败东南夷，商朝疆界扩张到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这些早期功绩，在商灭之后，被周朝大肆抹黑。　　

商纣王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资巨大，加上连年对东南用兵，导致其国力衰竭。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合11小国于孟津，于牧野之战大败殷商，纣王自焚，国灭。　　

同一时期的西亚，埃兰王国灭掉加喜特巴比伦，而“海上民族”则刚刚肢解掉赫梯帝国。拉美西斯三世统治下的埃及“死而不僵”，雇佣大量的黑人军力，重创“海上民族”，但其在西亚的版图就难以顾及。　　

周人早先并没有“周”的概念，这一概念始于夏。氏族本多为游牧民族，受戎侵袭，远徙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渐发展为农耕城邑，并与中央的商朝订立同盟关系，向其称臣，并接受商文化。　　

起初，商与周的关系很密切，联姻，并且替商朝管理畜牧业。蜜月期后，双方开始互相猜疑，进而掐架。伯昌继位后，实力尚不足与商对抗，继续保持臣服，但已经开始解决后方的小国，后渐渐蚕食到商朝范围，乃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并迁都于酆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准备进攻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