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散发出非人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举动和机械的面貌，他们的没有意义的矫揉造作都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蠢。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家①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同样，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的照片中看见的那个亲切然而令人不安的兄弟，仍然是荒诞。

① 指萨特。他的小说《恶心》发表于1938 年。

我终于要说到死以及我们对它的感觉了。对此话已说尽，避免悲天悯人还是审慎的。人人都活着，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对此人们的惊讶总是不够。实际上，这是因为没有死亡的经验。就本义说，只有活过并且有了意识的东西才是被经验过的。这里恰恰说的是谈论别人的死是否可能。这是一种代用品，一种精神的所见，我们对此永远不是很有把握。那种悲悲切切的习见不可能有说服力。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时间使我们害怕，那是因为它做了演示，解决随后才来。关于灵魂的漂亮演说在这里将接受九验法对其反面的检验，至少是一时。这无活力的躯体上再留不下拍击的痕迹，灵魂从中消失了。历险的这个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成为荒诞感的内容。在这种命运的致命的照耀之下，无用出现了。在支配我们的状况的血腥的数学面前，任何道德、任何努力都不是先验地可辩护的。

再说一遍，这一切都已被反复地说过了。我这里仅限于迅速地加以整理和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在一切文学和一切哲学之中，充斥在每天的谈话之中。

没有必要重新发现它们。但是，应该掌握这些明显的事实，以便探讨首要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如果人们对这些事实确信无疑，那么，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到什么程度才能一点不遗漏呢？

应该自愿地死去还是无论如何也要存有希望呢？必须预先在智力方面进行同样迅速的清点。

精神的第一个活动是区别真伪。但是，一旦思想反映自身，它首先发现的，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竭力要具有说服力是没有用的。数百年以来，没有人对此事比亚里士多德论证得更清晰、更简洁：“这些观点经常受人嘲笑的后果就是它们不攻自破。因为肯定一切皆真，我们就肯定了相反的肯定之真，因此也就肯定了我们自己的论点之伪（因为相反的肯定不容许我们的论点是真的）。而如果一个人说一切皆伪，那么这一肯定也是伪的。如果一个人宣布说只有与我们的肯定所相反的肯定才是伪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肯定才不是伪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接受无限数量的真或伪的判断。因为一个人提出一个真的背定，他就同时也宣布这一肯定是真的，如是者至于无穷①。”

这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个，其中转向自身的精神在一种令人眩晕的旋转中迷失方向。这些悖论本身的简单使得它们不可克服。无论文字的游戏和逻辑的杂质如何，理解首先是统一。精神本身的最深刻的愿望在其最发达的手段中与人在他的世界面前的无意识的感觉连为一体，而人在其世界面前要求亲切，渴望着明确。对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归结为人，打上他的印记。猫的世界不是食蚁兽的世界。“一切思想都是人格化的”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这是自明之理。同样，精神试图理解现实，也只能在把现实化为思想的用语时才能认为得到了满足。

① 这段话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 卷第8 章。可参阅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译本81—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