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展开多点交锋

美方压力山雨欲来，考验着中国高层的应对能力。

2010年3月的两会记者会上，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人人民币问题时，有备在先的温家宝总理说，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这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因为这样做反而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温家宝如是说。一字一顿，绵里藏针。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强调，日本和德国以及中国本币升值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无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强压一国货币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

这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商务部长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其儒雅和温和，但在捍卫中国利益问题上，他也难以温和。他警告美国，如果其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伴随有贸易制裁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中方不会熟视无睹。

中方除划出“底线”外，中国官员也在美国展开了舆论反击战，主角是陈德铭和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我注意到，在2010年最初的几个月，两人多次在美国主要媒体发表文章、接受专访，阐述中方原则立场。

比如，在2010年3月21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中，陈德铭就以攻代守，强调只有美国取消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等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焦虑症”才能得到真正医治。

“如果一些国会议员坚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如果美国利用汇率启动新一轮贸易战，中国就会受到伤害，但美国人民币和企业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在2010年3月底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赴美磋商期间，用钟山对我讲的话说，“短短30个小时，我就出席了9场外交活动”。

从效果看，在这一波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攻击中，中国对美国舆论的引导宣传取得极大成功，可以说积极效应超出了在以往任何一次中美争端中的表现。《华盛顿邮报》解读说，中国领导层对美国计划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感到愤怒。

通过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中方在人民币汇率的坚定立场，也为美方所认知。在强压可能引发糟糕后果的情况下，美行政部门也不得不由原先的推波助澜转为更为理性地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　　

以2010年春天钟山访美为例，为使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事发前中国商务部官员即和我沟通，探求如何更好表述中方立场；同时，商务部还安排多场媒体见面会，与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直接对话交流。

在和美方多个部门的谈判中，据知情人士透露，面对美国的压力，中方坚决捍卫自己的底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的基本立场有三点：　　

第一， 将美国失业增加归咎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并强迫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第二， 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从过去的经验看，汇率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良方，强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不平衡问题。

第三，中国并未操纵人民币汇率或低估人民币币值，如果美方以此为由对中国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引发贸易战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第一点是从理论上驳斥，第二点则是以基本数据加以解释，第三点则是中方的反制措施。在三个方面，中方采取了有理有据的攻击。　　

比如，在第一点上，针对美方一些人士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钟山驳斥说这是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也不成立。　　

“如果按照这样推理正确的话，中国也可用相同方法来推理美元低估了。”钟山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存在逆差，但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如果中国以服务贸易逆差认定，美元因此存在低估，美国人会不会同意。”　　

在美国逆差成因问题上，钟山指出，其根源，不是中国进口太多，而是美国出口竞争力不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出口管制，自废武功。这就要求美国拿出实际行动，彻底改变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对华出口管理措施是典型的冷战产物，不仅对中国不公平，也严重制约了美最具竞争力产品的对华出口，导致美国企业错失中国市场商机。”钟山指出。

根据中方的数据，2001年至2008年，美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8.3%降至6.3%。钟山表示，如果美国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仅仅维持18.3%的市场份额，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到600多亿美元。

陈德铭也认为，美国要降低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出口，最佳方法就是放松出口限制。而美国的限制，其实是束缚了自己。他举例说，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后，为加强救援能力，他就购买直升机引擎问题同美国商务部进行了接触，但被告知需等待五角大楼的批准。但这一等待变得遥遥无期，后来中国购买了俄罗斯的引擎。

在地震救援这个人道主义问题上，美国尚如此泛政治化，足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另眼看待。但一方面要让中国增加进口，另一方面又不愿向中国出口核心竞争力产品，美国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另外，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结果，通过提高人民币汇率，看似可以缩小部平衡，但实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问题。

数据就很说明问题。在 2005至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21%，但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贸易顺差下降34.2%，对美贸易顺差下降16.1%。

基于此，2010年3月18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发表长篇社论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但这是错误的，中国有权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篇题为《元成为替罪羊》（The Yuan Scapegoat）的社论指出，在目前围绕人民币汇率争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存在错误，事实是，世界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货币市场，各国货币供给由各国央行控制。由于美联储控制着美元的供应，因此在美元币值问题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影响力。

另外，固定汇率并不少见，也非洪水猛兽。在过去60多年，包括美元在内许多货币都曾实行过固定汇率，此举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促进贸易和资本流动。社论指出，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实行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繁荣，也促进了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世界贸易和经济也带来极大好处。　　

由此，这篇社论认为，中国有权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幅升值会损害中国经济增长。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大幅升值日元从而最终陷入“失去的十年”，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正带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世界需要中国的力量，人民币升值损害中国经济，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对于不少经济学家颇为赏析的人民币渐进式升值，这篇文章也分析说，这其实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因为这将导致人民币面临更大压力，考虑到美联储目前的接近零利率政策，大量国际“热钱”会因此涌入中国。

进攻总是最好的防守。在为中国人民币政策辩解的同时，中国官员也在美国美元政策上采取攻势。比如，在2010年春访美期间，钟山就强调，美方关心人民币汇率，中国也同样关心美元走势。道理很简单，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汇率如有变动，将导致中国在美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出现巨大损失。　　

中国官员的表述口径，也就变得极具辩证意义。那就是：中方认为不仅应当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也应保持美元货币政策的基本稳定。钟山就说：“美元的大幅贬值必然对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不论是人民币的大起，还是美元的大落，都不符合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中方变守为攻的辩护，美方当时表示难以接受，并指责中国强硬的态度对美国国内反华舆论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当然，在中方内部各部门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存在微妙的差异，商务部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走势，因此相对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但中国人民银行则出于控制通胀和政策的连续性考虑，对推进汇率改革持乐观态度。

但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升值，则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所无法接受的，一旦接受，也势必成为政治灾难。美国《时代》周刊就说，中国领导层从来都不可能在华盛顿公然施压的情况下开始调整汇率，“因为他们担心在民众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

但对于中方因此划出的底线，据知情人士向我透露，美方也软化立场表示，美无意也不希望和中国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存在政治上的压力，但美国政府无法控制国会议员的言行。言下之意，美方一些言行也不无政治姿态，中方也不可过分解读。　　　　

为避免局势失控，时任美国美国财长的盖特纳也开始小心地缓和对中国的攻击。

2010年3月25日接受美国CNN等多家媒体专访时，盖特纳意有所指地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将会决定其汇率。我们不应强迫其做出改变。”盖特纳并且强调，他不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发生贸易战，他并且相信中国会以自己的理由来决定结束人民币紧钉美元的政策。　　

以前对中国多持批评立场的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Nancy Pelosi），则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表现出颇为克制的态度。　　

她对外界表示，美国国会将在奥巴马政府4月就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发表正式报告后，就此问题采取何种立法活动。她说：“上一次他们（财政部）宣布中国没有操纵货币，我们要看看他们这次怎么说。”　　

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佩洛西也指责人民币存在低估，她宣称：“我们必须对现状以及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持客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