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特纳临时变招
佩洛西的讲话,无疑将皮球又踢给了奥巴马政府。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文并谙熟中国文化的盖特纳肯定也清楚,中国人讲究面子,即使是中国本会进行的相关改革,但如果被外界理解为是外国强压下的不得已举动,反而会导致相关改革暂时延迟。
美方也由此变得骑虎难下,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之道。
2010年4月3日,星期六,中午12:10。正在办公室值班的我突然收到美国财政部发来的一个紧急通知:盖特纳决定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公布的汇率报告。
星期六是休息日,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会发表什么声明,美国媒体也大多缩减版面。选择周末公布相关信息,也可见盖特纳的如意算盘,希望此举不引起外界太多的反弹。
盖特纳的相关解释是,之所以要推迟,这是因为在未来三个月中,美国将和有关方举行一系列高端的会议,其中包括4月晚些时候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5月份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份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财长会议。
盖特纳称,这些会议将对落实相关政策、促进一个更加稳健、可持续和平衡的世界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在当前时期,这些会议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
对于这一点,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的分析是,这是财政部“在特定时期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决定。
之所以“特定”,首先是从国际格局考虑,美国当时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正是就所谓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寻求对伊朗展开国际制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是美国必需争取的对象。
路透社的分析文章就说:“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寻求对其制裁伊朗的举措的广泛支持,这就使得它在此时因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加剧中美争端变得不合时宜。”此外,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人民币汇率问题交恶,对双方都不是一个好选择。
其次,从双边大局考虑,中美也都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胡锦涛4月12日至13日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在这次活动之后,美如果就发表汇率报告界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从外交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时任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唐安竹(Drew Thompson)对我说,美国此举表明中国希望“务实和建设性地推进美中关系”。他认为,美中双方相关官员之间的磋商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都向对方保证,再平衡正在顺利推进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则认为,考虑到这一重要外事活动,所以这次拖延“也许是个政治上的妙招”。
更主要的,经过一连串的博弈,美国也充分认识到,通过施压手段强迫人民币升值,只能是适得其反。《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如果希望中国在压力前就犯,“国会就必须先问一下自己,如果中国也发出威胁,美国会怎么做。”结果显然都是一样的更具反抗性,因此,美国最好的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盖特纳推迟汇率报告的决定,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随后也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外交原因,萨默斯也澄清说,推迟该告与伊朗核问题无关——就像中国不愿被理解成屈从外国压力一样,美国更不会承认,这一妥协是在和中方进行政治交易。
身为美国财长的盖特纳谙熟中国文化,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如何有效平息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议,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显然是对他的考验。而他推迟发表报告的决定,也显示了他政治手腕的老道。
对于当天的声明,盖特纳显然经过了精心思考,因此许多言辞中不乏“微言大义”。
比如,盖特纳表示,作为平衡全球需求和促进可持续增长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有关各方有必要调整政策,一些国家应促进内需,另外一些国家则应增加储蓄,此外,还必须确保强劲的就业增长。
他随即接着说:“美国私人储蓄已出现增长,经常项目赤字出现下降,奥巴马总统也已制订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美国的财政赤字。”言下之意,美国已采取了行动,该轮到中国等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了。
在不长的声明中,盖特纳谈到了汇率报告中主要涉及的三个顺差国:日本、德国和中国,日本和德国属于一类——顺差巨大、但实行浮动汇率机制。盖特纳称,面临的挑战是促进内需更强劲地增长。
中国则属于另一类——顺差巨大、实行固定汇率机制。盖特纳说,这些国家应采取政策促进内需和扩大汇率可浮动性,以此对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可持续增长以及再平衡做出贡献。
盖特纳肯定也清楚,中国人讲究面子,因此具体谈到中国时,他一分为二,给中国留足了面子。他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表现。他说,中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的强有力财政和货币政策,使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接近9%,“这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但他仍强调,中国采取行动迈向更加以市场导向的汇率机制,将对世界经济平衡做出必要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动辄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同,美国行政部门的要求一直比较策略性。奥巴马在公开讲话中,从未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更多要求中方根据市场导向来确定汇率,使人民币汇率更具有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