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妻子一周年忌日的某一天，我从一位很久之前就已丧偶的女士那里，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刚刚失去丈夫的时候，有人这样忠告我——‘往后的一年之内，千万不可以尝试进行新事务，不然一定会做出错误判断，因为那个时候，人其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后来我回想起来，觉得他说得真是一字不差。”

的确如此——现在我非常认可这番话。回想起妻子死后的那段日子，我就是这样的。

不过，就我的情况来说，大概早在妻子入院动手术之后，我就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吧？（当然，可能会有人说我“本来就很不正常”也不一定……）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打算否定这种状态，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

1997年—平成九年的6月12日，我乘坐新干线回大阪。忽然车内的广播响起，把我叫去了广播室。当时还不是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我也没有手机。来电话的是我经常造访的K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因为妻子从前天开始就一直抱怨肚子痛，所以当天就去了K医院就诊。年轻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盲肠炎，必须立刻入院做手术。于是他的父亲，也就是院长先生，开着车把妻子载到了位于天王寺的大阪铁路医院，并帮她办理了入院手续。

我在电话中得知妻子的情况后就赶紧去了铁路医院。妻子的手术开始后，我回家收拾了一些住院所需的生活用品。当我再回到医院时，手术尚未结束。手术持续的时间比医生预估的要长得多。手术结束后，妻子被送到了病房。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她仍然沉睡着。执刀的松井英医生告诉我：妻子罹患的是进行性恶性肿瘤。据松井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小肠与腹膜，原发部位应该是大肠。虽然他并没有明说，但即使不发生吻合渗漏（译注：指手术后的缝合处出现漏洞，使内容物流出），妻子很可能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了，能活五年的机率则完全为零。

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然而，这却是不折不扣、千真万确的事实。第二天早上，我们住在东京的独生女儿回来了。在我和女儿的照料下，妻子也开始了她的住院生活。

在松井医生的建议下，我对妻子隐瞒了她的寿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事实，然后向她大致说了说整件事情的梗概。

手术后，妻子恢复得还不错。七月初，妻子出院了。她小心翼翼地过着像往常一样的生活，并且经常回诊。

我能帮妻子做的，就只有努力减轻她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罢了。和妻子讨论后，我开始让她服用所谓的保健品。没过多久，我的一位罹患癌症已有一段时日的同事光濑龙先生，将他自己服用的另一种保健品也送了过来，于是我们便将两种保健品合在一起服用（光濑先生于1999年7月过世。应妻子的要求，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不过，保健品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医院和松井医生。

妻子出院之后，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够为妻子做的呢？

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天写下一则短短的故事让她阅读。

有人说，文章的力量可以感动上天。当然，我并不奢望自己写的东西能有这么大能耐。

但是，我曾经听说：癌症患者如果能够每天保持心情愉快，时常笑容满面的话，那么身体的免疫力也会得到加强。

自从妻子生病以后，我就尽量推掉了所有非得出差的事务，就连写稿的工作，也被我努力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我想尽可能地多陪在她的身边。况且，有些事情她确实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因此，我每周需要外出的活动，就只剩下一周两次到大阪艺术大学教书了。

或许妻子不希望因为她的病情，而对我的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吧，总是敦促我多写一点。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为妻子写些有意思的故事呢？虽然赚不到稿费……不，若是我坚持写下去的话，这些文章也不是不可能化为实体书籍，甚至能赚得稿费也不一定。我以前写过不少极短篇，在这件事上，我有自信可以坚持下去。

我问妻子：“要是我每天写一个小故事，你会读吗?”本来就爱读书的妻子点点头答应了。

于是，我就从1997年7月16日开始写第一篇。

当时距离妻子入院手术那天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老实说，刚刚得知妻子病情时我惊慌不已，根本没有余力想这种事，但现在妻子的状况已经相当稳定了，所以我才会萌生试着写点东西的念头。

不过，现在情况特殊，我每天的写作时间非常有限，而且读者只有生病的妻子一个人，所以我为自己所写的故事设了一些限制：

● 首先是张数。我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写下长篇大论，因此必须写成短篇。不过我也不想敷衍了事，所以我给自己规定：每一篇故事都要写满3张以上400字的稿纸（事实上，最后每篇故事的平均长度大约是6张稿纸左右）。

● 只写故事，不写散文。

● 当然，我绝不想为了替家人尽一份义务，就勉勉强强挤出来几篇文章。我下定决心，每一篇都要保持可以直接拿来出书的水平。我也是这样向妻子保证的。

● 不写令病人感到不快的内容，包括生病、死亡、严肃的问题、迂腐不切实际的说教、晦涩的专业术语，也绝不为了故事效果而采取让人不舒服的视点，这些全部都要回避掉。

● 不写浪漫爱情、官能小说以及不伦之恋等等（话说回来，我本来就不擅长写这些）。

● 为了让故事具有普遍性，人物尽量不用具体名字，而是轮流用英文字母A、B、C……代替，用完之后，再从A开始。不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专有名词反而可以给故事带来另一种趣味，所以不在此限。

● 幻想故事或荒诞不经的故事都可以写，但故事的某个地方一定要与日常生活有所联系。

● 就算写出来的故事会让年轻人觉得无聊也没关系。

—大概就是这样吧。

老实说，设下这么多限制后，可写的极短篇题材范围就大大缩小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写不成极短篇，那就写“超短篇”或“指尖小说”好了啊！我在这种种的限制下，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呢？面对这种挑战，我的内心反而涌起了一股斗志。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写出的作品能够令人读过之后哈哈大笑，或是会心微笑。

如果现在你问我：“你自始至终都遵守这些限制吗?”我只能回答：“不是的。”当妻子的意识开始模糊不清的时候，我还会在枕边把故事读给她听，后来她连听都听不见了，我就把那些限制给解开了。

我记得在故事写了三个月以后，妻子对我说：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就停下来吧，没关系。”

“这就像是为了求神保佑愿望能够实现，而反复拜神100次是一个道理啊！”我回答。当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要是中断写作，妻子的病情就会恶化。

对于我所写下的东西，妻子的反应有时正如我所预料，但有时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些原本期待让她开怀大笑的文章，换来的却是她略带苦涩的微笑，有些文章却能让她脱口说出我想都没想过的联想—每当这时，我才猛然领悟到：自己明明跟妻子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但对她的了解，却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深刻。

我还发觉：虽然我在自己设下的限制中持续写作着，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在慢慢发生着改变。我虽然拥有一百、两百个点子，每天也会把想到的新点子记在本子上，但在这过程当中，存在于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却还是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这每一道思绪，要怎样才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有没有什么新的体裁可以使用呢？除了这种处理方法之外，也可以用那样的方法不是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非得聚精会神，下足工夫不可。此外，就连我的创意本身，也开始迸发出一些过去从未有过的火花。虽然在写作之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到了后来，我的确越走越偏了。

按照我定下的规矩，短篇故事的内容应该和妻子的病情毫无关联，但到了最后，难免还是和她的病情变化与发展扯上了关系。

说起来很不可思议：在持续写作时，虽然我有时也为了凑出写作时间而焦头烂额，却从不曾感觉到一天写一篇故事是一件苦差事，甚至还有一种近乎充实的感觉，彷佛自己正在做该做的事一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或许我是在用写作这件事，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