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上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对立，是历来伦理学发生争执的根本。我以为二者是能沟通的，其问题乃在于二者能否包含。换言之，即不在其取长舍短，而在其能把二派之方法及界限看清楚后，再看是否还有冲突。因为他们虽同一在解释道德问题，但二者所用之方法却全然大异。我要证明此点，我先提出两个疑问：第一，即是自然主义伦理学是否升进了道德问题的堂奥?第二，理想主义伦理学是否对于道德进步及实际的文化问题没有答复?如果两问题的答复，均属“否”字，则是吾人万难说他们的短处是他们根本上的缺点。以此，言取其长，毋宁言取其根本要义；言舍其短，毋宁说去其越本分而远涉的支节。

一

现在且先考察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有一要点即是信从科学上的结论或科学方法的万能。详言之，即一方面唯恐科学方面所得之结论不足显其伟大，于是索性将当时科学所得之结论，无限制地应用出去；他方面则觉得自然科学既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科学方法又有无上威权，则是任何一问题，吾人决无有另取直观或超验的方法之理。所以自然主义者在道德问题上，并非不是不承认有善与良心，或义务等问题，它实乃是想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和方法以解决之。

我们一看自然主义的历史，就知此种潮流，远在古希腊时代已经伏有了。不过严格言之，仍应从近代培根、霍布斯算起。培根、霍布斯后，推演到洛克、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小穆勒、斯宾塞、达尔文，这派简直成了英国伦理学的主潮，我们在英国除了找出有少数调和论的理想主义者外，几乎难找一位纯粹理想主义者。至于其他则无一而不是以自然主义相号召。这种潮流到大陆，先有斯宾诺莎受其影响，后有无神论者费尔巴哈、孔德、居友(Gayau)、克鲁泡特金等，这些都是自立名目而急欲与理想主义一对抗。我以为这样多的自然主义者，最成熟的仍应推克鲁泡特金。因克氏学说能将各派包括而无余。故此地言自然主义，即以克氏为代表。

原来自然主义在克氏之前，均侧重在善的问题；康德提出的义务问题，还未见得到他们的首肯。比如边沁即曾明白不承认有良心。亚当斯密、斯宾塞，虽对良心或义务有意见，但他们却从未重视它。直进展到达尔文才把康德提出的义务问题，明白视为伦理学上唯一的中心问题，而专以自然科学的见地答复之。(见所著《人类由来》(The Desent of man)第四章一一二页)自然主义到此，才算真与理想主义直接相触。但可惜达尔文本人的生物学趣味过浓，故对于道德问题，走到半途即止，只得一个“义务观念起源于社会本能”的含糊结论，即不前进；所以后来克鲁泡特金有见于此，乃循着达尔文的路线而去，竟在路线后面找出另一个光华灿烂的“自己牺牲”(Selfscrifice)“正义”(Iustice)“互助”(Mutual aid)的道德世界来。若问克氏在伦理学上有何贡献，此点能不背基督精神的科学的道德观，的确是他的大贡献。

鼓舞克氏以科学方法研究道德问题的原因，第一即是近代科学的进步。因物理学上的能力不灭定律，证明了宇宙生命不过是一个无时或息的能力变化之连续，每一变化每一连续，都循一定的机械定律，并可以从此形态到彼形态，所以一切行星的出现、消灭，都无有神秘的地方，反之还可由数学家物理学家手中得知其将来如何。不但如此，近代有机生命的科学还证明了“生命”这件东西是广布的，凡任何一物质的团聚，我们都应视之为有生命的东西，同于生物而须经过进化与衰颓的循环。所以近代科学告诉我们(一)有机体或人类不过是环境的产物，(二)我们无时不是与宇宙生命相接触，相适应。

因之，我们知道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应当谦逊，决不能把自我视为宇宙中心；并且“自我”这个东西，离开了全体，则无所谓；没有“你”，则我们的“我”也无法成立。所以科学在此，无异告诉我们人类生于社会必须相爱相亲。更从实用科学之成绩而观，又无异告诉我们唯有利用自然的能力，而后人类福利之获取乃不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