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关于自然化的思想，也是英国本土的。布兰德斯(Brandes)证明说，英国文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对自然的器重。就是最空想、最浪漫的诗人拜伦，也对自然最为崇尚。英国并不是只有渥茨华斯(Wordsworth)才是纯粹自然派诗人，几乎所有诗人，都是自然派。不但如此，小说家，戏剧家，不少人都有这特色。布兰德斯这话，并没有说错。莎士比亚在第一、二期剧本中，确实每本都有大自然的清风，徐徐拂来，他把他的故乡的景色，全都搬上舞台，我们看过他的剧本，真像与他同住在斯特拉福乡村一样。这种看重自然的思想，流变到以后，便养成自然主义的态度；并用这态度来了解任何一个人物，将有明显性格的人物，有血有肉地如实搬上舞台，不加一点粉饰，不化一点装。这种精神，莎士比亚一直维持到尾，所以英国人看了他的剧，都了解他，尊敬他，觉得他是英国人的灵魂的抒发。

③ 再次，是关于现实与理想的问题。老实说，英国人重经验，也许压根儿不懂得什么叫理想。推动他们行动的，是实际，是社会功利(不必是个人利益)。他们的诗人的理想，如果翻成理论上的文字，就是如何好好作一个人，在现社会下，怎样尽我们一己的力量。他们对社会都有改造的愿望，但很少有激进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或称之为理想)，并不是放在口上，而是藏在心内。所以他们不论对社会、对人生，都不相信思想有最后决定的力量。他们甚至怀疑思想可以造出行动来。在他们的意思，总觉思想是后于行动的东西，人是生活了之后才有思想，不是有了思想，才有生活。因此，英国人不相信“理想”有什么真实性。(当然，这里不包括唯心主义者)他们对理想，总是心存怀疑，好像哲学家休谟，总不相信思想有力量能引导我们认识“实在”(Reality)；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伯拉德来(Bradley)，认为我们要知道“实在”，必不免要自相矛盾。然则他们岂不会从对理想或“实在”的怀疑，遁入空门么?这又不然。因为他们相信经验，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这一种态度，在莎士比亚人格中，甚为明显。在他所写人物中，凡用思想的，多半是失败的，没有出路。不是怀疑，就是忧郁。哈姆雷特、马克白、杰克，都因为这样而走上了应得的灭亡的道路。至于安静地、平近地生活下去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预期的结果。他们的生活很平凡，但还能生活，甚至愉快地生活。这些都是注重现实的英国民族性中的最大特色。

[C]在英国，无处不可见这种生活上、人格上的境界和情调。这种境界与情调，显然难见于盎格罗(Anglo)以外的民族。其他民族，也不乏幽默、不乏自然派作家、不乏重视实际的人，但他们的境界与情调，显然不如英国人，或盎格罗民族(包括从英国分出去的美国、加拿大等国)之甚。这一点，我们必待比较才能明白。

① 德国属日尔曼民族，与英国民族，似乎刚刚相反。他们一直瞧不起现实。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根据一个理想去工作；生活，始终在紧张中、严肃中。所以这个民族，常常在纳闷，焦虑理想如何实现?你叫他幽默一下、笑一笑，他会觉得你是“玩世不恭”，是一只不识大体的大猪。你对他讲自然何等美好，现实如何完善，他以为你是整个儿抛弃了人的理性。总之，人颇像一位半神半人的精灵，好像活着是为了替天行道。假如换成了英国人，他们定会受不了这种严肃空气的压迫。如果说英国人也有严肃的话，则这种严肃，明明是从他们那种等待时机的心情，发表出来的。

要说英、德这两种民族性，在价值上有什么高低之不同，这又很难说。我们要知道，德国人最喜欢英国人的作品。他们虽然不是用来指导生活，却是用来调济或补充他们的生活。德国人的生活，有它的缺陷。他们的浪漫派诗人，都喜欢莎士比亚作品的清淡、沉静。俾斯麦(Bismark)每在政务完毕后，总喜欢回家带着小狗和拜伦诗集到溪畔去消度他的余时。可见民族性虽有差异，但不足为互相了解的障碍。不过，我们从此要去看清楚莎士比亚人格的境界与情调，却不能不注重他和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不同。这不同，不是时代的不同，确是民族的不同。正是从这里，可见出莎士比亚人格的特点。歌德与莎士比亚，都是发挥人性到极致的人，然而两人走的路向却不一致。以求“真”而言，莎士比亚显然只在求人力避去除“伪造”，只要除去人为的“伪造”，“真”，自然显现，真的人生，就是最自然的人生。但歌德则不然。他以为人的禀性和内在价值，都必待发挥扩充而后更完全。我们的生活，只在发挥自我的固有的感情，由自己的人格的极度开展，以至于极度完善，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你是以自己的有限向无限的自然冲杀前进，你就算是得到了真正的生活，明白了真正的人生。这两个大诗人的两种态度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一是从“人”的实然(Actuality)看到人性的全部，一是从“人”的“可能”(Potentiality)看到人性的极致。一个是向四周扩张，一个是向前推进。向四周扩张的，好似我们在海上飘荡，愈远，眼界愈大；看的事实愈多，所知的自然与人生，也愈真确。向前推进，很似黑格尔的宇宙观，人是要向茫茫大地上无限前进，由于我们要从现实脱颖而出，遂不能不每时每分都与现实冲突和斗争。如此，生活也成了一场血斗，而不是一场自然开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