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十二五”攻克发展方式的粗放型这个顽固“堡垒”，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需要进行以下几项体制革新：

其一，改善劳工的权利和福利，协调自然和人的关系，增强经济自身的再生能力，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在这里，特别要强调财富的公平分享。国民创造的财富不能公平分享必然会撕裂一个社会的认同，造成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后果。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实现财富的公平分享比财富的创造更困难。为此，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上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提高劳动者的话语权。二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只代表小团体或个人利益，其获益的方式也不是靠竞争，而是靠垄断和非正常手段。所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只会导致社会更严重的损失。不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公平分配也就无从谈起。三是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体系。价值观不仅是个人行为和个人认同的根本，也是社会成员形成社会认同的根本。市场经济不是无道德的，它的根本的价值观是自由、竞争、公平与公开。要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普及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

其二，从过去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建设为目标。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一定要有可持续性，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粗放式的发展则是不可持续的、竭泽而渔的，是只顾少数人的眼前利益而不顾多数人尤其我们后代的长远利益的。所以，一定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我们实行两个战略，即内需导向战略和产业升级战略，特别是把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典型是浙江民营经济推动的经济增长。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之初，选择的产业领域基本上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却形成了名扬国内外的专业市场。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这样的选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技术含量不算太高，便于操作和模仿。此点对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刚刚步入制造业的人们特别重要。第二，适合从业人员素质。最初选择的产业一般对人员素质要求不高，当地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保证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具备了相应的素质，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启动资金数额不大，在无其他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靠着微薄的原始积累和亲朋好友的支持，基本上可以解决起始阶段的资本需求。第四，项目选择直接来自市场，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的自发选择。较强的市场需求，使得资金回流快，滚动发展能力强。第五，关键在于资本是自己的，赚得起，赔不起，且作出选择决定的是有一定市场经验的企业家。浙江民营企业在自己挣钱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增长模式是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模式，是让政府省心的增长模式。［6］必须形成一种体制机制，保障以浙江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中国的民间经济有一个大发展。

其三，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要走分享式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所有投资主体。比如开放服务业，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服务业，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并且不利于制造业的做大做强，所以，中国应降低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行业的准入门槛。

归根到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有质量的增长，上述体制变革是不可缺少的。

【注释与参考】

［1］李义平：《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人民日报》，2008年3月21日。

［2］李慧勇：《政策调整推动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证券时报》，2009年10月31日。

［3］见袁剑《全球化的大国迷路》一文。

［4］引自《吴敬琏剖析：什么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一文，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9日的记者报道。

［5］李春波：《经济增长质量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日报》，2001年5月14日。

［6］李义平：《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