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馆的服务生不嫌麻烦，为他们招呼来了一辆黑色出租车，看到夫妇两人坐了进去，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安全无忧地回到住处了。

从那以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们。第二天早晨有人在泰晤士河泥泞的潮水渠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地点是洛兹路上一座废弃的发电厂附近，切尔西的郊外。被害女士的钱包、珠宝首饰和劳力士手表都不见了，幸好被害男士的衣兜里还有那个旅店的钥匙。从这点上，伦敦警察厅回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去调查了这对夫妇生前所住的旅店，以及他们喝酒的酒馆，此外还找到了一个对被告非常不利的证据：酒馆的服务生说自己记得出租车的车牌，另外还有两个目击者声称就在案发前很短的时间，他们还在切尔西看到过这辆出租车。

设想的案情是这样的：罪犯把这对夫妇拉到了废弃的电厂后面，想要实施抢劫，这时候出了差错——也许被害男士最后一刻突然决定要反抗。于是罪犯先杀害了这位男士，把他的脑袋撞碎在防潮堤的水泥墙上，然后掐死了他的妻子，最后把两具尸体抛进了泥泞的水渠里。

警方大概是勘察了现场之后得出的结论。

警方已经搜查了出租车司机的住所，并没有找到与被害者相关联的物证。

警方也里里外外搜查了那辆出租车，同样一无所获——没有发现遇害人的个人物品，没有发现血痕或是扭打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辆车曾经到过案发现场。

在警方扣押车辆那天的一大早，这位司机彻底而专业地把这辆车清洗了一遍，这是对出租车司机唯一不利的一点。雷吉知道，这时候清洗车辆会让警方起疑心。但是那位司机还保留着洗车店的收据，简报上说他其实在每星期的这天都会去清洗车辆。

这就是所有的案情了。雷吉站起身走向窗口，一边看着窗外的贝克街，一边反复琢磨着这件案子。

控方实际上只有证人的目击可作为证据。有两个证人各自作了口供，相互之间细节很吻合，虽然雷吉很想接这个案子，可是他看过证人的口供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被告可能真的有罪。

当然，这种想法只是看了控方报告之后得出的，控方的一面之词并不足为信。至少他应当再去跟那个司机谈谈情况。

雷吉穿上大衣，走出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正好碰到了洛伊斯，她正从秘书办公桌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在耐吉的桌子底下捡到的。”她说，“我想你应该看一下。”

雷吉接过信，觉得自己先前不该把这封信丢到桌子底下，让洛伊斯或是清洁员来捡。他看了看这封信。

是打印字体，看上去很像是一台非常老旧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倒是很新鲜。信里没有回信地址，雷吉读起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