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岛内部，一切阀门都是大敞的。所有的监督与职能部门都失去职能，或改变了职能。在码头的人群中走动着工商管理部门的人员，他们是来雁过拔毛的。销往内地的汽车发票本来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或“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销售者转嫁责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工商管理部门也来个红绿双灯，每辆出岛汽车罚款四五千元，加盖一枚印章：“罚款放行”。被罚者面无难色，只当小意思。琼山县工商局看着眼热，居然派人跑到海口来“捞地界”，在码头、旅馆和街头招揽内地的主顾，以每辆汽车几百元的奖金，悬赏收罚；成批汽车出岛，奖金可高达上万元。罚公奖私，受罚者成了工管部门竞相争夺的上宾。儋县工商局更有奇招，索性花几块钱从税务局买来几本发票，化为公司名义给买车的主顾重新开出放行凭证，票面金额相差几千元或几万元。单靠几本发票就当了坐收其利的“三道贩子”。全岛“罚款放行”的汽车共5600多辆。这当中的漏洞百出，营私舞弊的手段贪婪而又笨拙，一个个的尾巴留得长长的。

……海南的银行店门大开。农行、建行、工商行都紧急修改制度。只要有谁搞到汽车批文，弄个营业执照，订了购销合同，总之，只要这笔汽车生意眼看可以成交，就向他大量发放贷款。汽车事件造成信贷失控，信贷失控又为汽车事件提供了金融条件。几百万元的金额不再经过审批，由各支行自行掌握，展开一场互相追逐的抛款竞赛。贷款月息扶摇直上，从六厘升到七厘、八厘、九厘。许多银行干脆把手一伸，卖车赚钱拿来一股、有利均沾。要利润、要额外的手续费，要汽车，要彩电……琼山县工商银行更是直截了当，自己给自己贷款，与人联营倒买倒卖汽车，赚了66万元。这些奇事干者不丑，闻者不怪，反而竞相效法，比赛新招。全世界站得住脚的金融家都以声誉为至上至重，而这里的银行毫无顾忌，声誉变得最不值钱。账目出现几亿元的透支也不会查封，没人来挤兑，更不至于倒闭，只要汽车继续向前开动就大吉大利。汽车交易的庞大轮子把海南经济秩序轧得天翻地覆。

……当风波稍息之后，一个年轻的理发员一面给一位来自北京的长者理着头发，一面嘟嘟囔囔地说：“依我看，这场买卖是一道贩子赚二道贩子的钱，二道贩子赚三道贩子的钱，说来说去，是把国家大口袋里的钱装进海南岛的小口袋，本地人赚内地人的钱，到头来，还是外国人赚了中国人的钱！”

（理由《世界第一商品》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

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发出“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电讯：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销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官方对海南岛事件背后的原因有诸多的表述，但客观分析，除了体制、财政等诸多因素外，市场因素或者说需求因素不可忽视。没有需求，何来走私？正是因为改革开放造成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中国日益增长的轿车消费市场逐渐浮出水面，但国产轿车供不应求，有市无车，这才给走私车可乘之机。

从以后的事实看，1985年海南岛打击走私并没有能刹住轿车走私的歪风，由于消费缺口巨大，走私利润极为丰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者不乏其人。直到中国国内开始大规模生产轿车，轿车价格逐步趋向理性，走私之风才渐渐消匿。

仔细审视中国轿车现状就能发现，尽管国家外汇紧缺，但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求，每年都不得不要花费拿出巨额外汇进口汽车。有钱买车，无钱造车，面对如此现状，从中央到地方，从专家到官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为何不用这笔钱用来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