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车祸，对方被判全责。因此我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而代价是要在左臂植入一根长约10cm的钢板，用钉子固定在骨头上，终身携带。

于是医生又跟我打趣道：“猜猜你以后去机场安检的时候，警报会不会响？”

对这种玩笑，开始我很生气，但在医院住久了，发现这不全是嘲弄。

手术前后，不许进食，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下床也要搀扶。看着一个27岁却衰老如72岁的年轻人，医生护士没有过多同情，相反，他们只是强调：

“康复会很快的，毕竟你还年轻……”深夜里，我想起这一幕幕，也不禁笑起来：只有当一个人变得最脆弱的时候，才最能感受到，他还年轻！

医生说的没错，我恢复得很快，手术后仅三天，就出院了。渊君接我回家，家中一片狼藉。这回在说明书、保修卡、简历之外，又平添了药单、发票、病历。我们来不及收拾，干脆踩在脚下。脚下逼仄了，心里却宽敞了许多。

一日听歌养病，老狼的声音响起，等他唱完第一句，渊君和我极为默契地互相看去，老狼这样唱：

“有多远就走多远……”

这7个字本不足为奇，但当我们体验过“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尴尬，又遭遇车祸，连“能走多远”也成疑问之际，才会理解那动人之处。昔日，我们远渡重洋，来到离故乡已无限遥远的地方，现在，为何就不敢走得再远一点，再远一点呢？那一刻，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望上路，我们想拎起相机，开动汽车，揣着那笔对受创的青春的赔偿，去实践老狼所唱的，有多远就走多远吧。

此后，我们曾被无数次问及：是什么使你们放弃工作而去旅行？比起旅行本身，它的由头似乎更受关注。大概，人们惯于把旅行看作生活的中断、命运的转折，总想听到隐藏在背后的“凤凰涅槃”式的故事罢。

2009年8月25日，车祸发生整整3个月后，我坐在费城医院的复诊室里，等医生对我的康复状况做出最后评估。

医生举起X光片，指着那条10cm长的钢板对我说：

“你不用再来复诊了，现在你的左手比右手还结实……”

我们都笑了，接着他又问：“现在你最想做什么？”

“离开费城。”我说。

走出医院，我和渊君去沃尔玛买了几个塑料抽屉和一个车顶箱。我们拆掉车后座，放下抽屉，塞满衣物及摄影器材，又安上车顶箱，装些不常用的书籍、药品和工具。车内顿时拥挤不堪，从外看去，又显得头重脚轻。

次日，我们用冰箱里的余粮，做了最后一顿大餐。晚上，朋友如约而至，我们将房门钥匙交给他，又嘱咐了转租事宜。末了，指着床下五大箱行李说：“拜托了，带不走的东西先存在这里，一年后来取。”

第三天，8月27日，按计划出发。清晨里，随着一记响亮的撞门声，我们把自己锁在门外。突然，我竟有些无所适从，下意识地扒着门上的猫眼往里看——然而我有多么愚蠢啊，那里只有一片灰暗。

“走吧，昨天我看到一段话。”渊君拿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翻开念道，“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在路上》是我们随行携带的不多的书籍之一，作者凯鲁亚克是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用几年时间，一路旅行、访友、打工，前后横穿美国数次，并在旅行结束之后，一口气完成了震动时代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

凯鲁亚克的书能给人以鼓舞，同时，也为人带来疑问：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美国政府只允许留学生在不就业的状态下逗留一年，逾期必须离境）；我们只有一笔赔偿金；我们没有打工所需的合法身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旅行从何开始？到哪结束？我们也要写作吗？在逡巡一年之后，我们又能写下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