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休谟先生虽然轻松愉快地面对大限将临，但他从来不曾夸耀自己心胸开阔。除非自然而然引向这个话题，他从来没有有意提起；除非谈话中偶然提及，他不会执著于此。因为来访的朋友自然会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这个题目确实经常提起。上面的谈话发生在八月八日星期四。此后，我只见过他一次。他现在非常虚弱，最亲密的朋友也会烦扰他。因为他仍然兴高采烈、殷勤体贴、礼貌周到，忍不住说话太多、费力太多，超过他虚弱的身体允许的程度。因此，应他自己的要求，我离开爱丁堡，回基尔卡尔狄母亲家里。我留在爱丁堡部分就是为了他。条件是他什么时候想见我，就派人来找我。布莱克医生经常见他，同时不断写信给我，报告他的健康状况。

八月二十二日，医生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自从我们最后一别，休谟先生轻松愉快地度日，但身体更加虚弱。他入睡很晚，每天下楼一次，读书消遣，但很少见任何人。他发现，甚至会见最亲密的朋友，也会使他疲惫烦扰。幸而他没有这个必要，完全避免了焦虑、急躁或情绪低落，读书消遣，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次日，我收到休谟先生本人的来信。兹摘录如下：

爱丁堡，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最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无法执笔，故而让侄子代笔。

我很快就不行了。昨天晚上发低烧，我希望它会迅速了结冗长乏味的疾病，但不幸烧基本上退了。我不便叨扰你为我的缘故登门，但布莱克医生会随时向你转述我还剩下几口气。别了，余事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