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斤计较着粮票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 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 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 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全靠每天一斤粮食，缺菜少油更无肉，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

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粮票的价值，丢1 斤粮票可比丢10 块钱还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1 毛甚至1 块；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1 两！

每月学校退还马波6 斤粮票，要给家里4 斤，剩下的2 斤，马波就上饭馆吃了。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马波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可以解馋。这饭馆里还有1 两粮票、5 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马波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可肚子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马波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小饭馆里，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它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却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

父母（杨沫夫妇）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 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只有20 来斤，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

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经饿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终生难忘。至少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粮票、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