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杂志明白无误地指出：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能通过总统来控制国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总统领导他们和资本。如何领导呢？首先，他们得守规矩。具体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不要再试图插手政治，干预政府行为。然后是守法律，不能偷税漏税，不能为非作歹；其次，他们需要作出一些表率，这些表率有助于平息俄罗斯社会对他们的愤怒，同时也可以减缓政府对他们以往罪责的追究。普京并不是要拿所有的寡头开刀，他不像俄罗斯共产党人久加诺夫所宣称的那样，要彻底地审视之前的私有化进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施财富再分配。这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必然导致再次混乱。

因此，寡头们在普京的统治下只需要安心赚他们的钱，过他们的奢华日子，有点社会责任心，适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行了。当然，这样对他们很有好处，大商人、大资本家们谨慎地表示，“在普京的时代，经营变得轻松多了”，“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国家的整体环境更加趋于优化”，“普京对生意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大概从2001年开始，克里姆林宫便接到明确的命令，今后在工作文献中，尽量避免出现寡头的字样，寡头以及寡头体制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寡头开始退出俄罗斯的政治舞台。当然，这是历史必然规律。对俄罗斯而言，不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状况：几百万拥有良好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忠职守却无法满足温饱，而那些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冒险家、犯罪团伙的头目却在恣意享受，挥霍着本该属于国家和社会的财产。

这样对于俄罗斯经济最大的好处在于，无论是叶利钦声称的“在俄罗斯建立正常的文明”，还是丘拜斯的“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都有了可能实现的基础，普京正是在清理寡头的基础上为他心目中的俄罗斯新经济开辟新道路的。

“我们现在要把精力集中在唯一要紧的队列——赚钱”

在1999年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理的时候，普京就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俄罗斯经济了，但显而易见，这些措施成效不大。站在总理的角度始终只能对经济进行小修小补，这些修补可以局部改善却永远不能使整体经济产生飞跃。

普京的前任们就已经不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政府推行的是“经济专制”的强硬措施；而普里马科夫政府则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在绕来绕去，小心翼翼地曲折向前。这样收到了一些成效，它们使尖锐的矛盾得到缓和，却不能消灭这种矛盾。而且，每一届政府都无法摆脱技术性和临时性的特征，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于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大局。

成为总统后，普京回顾这段历程时说：“10年来，我们尝试了每一种糟糕的设想，从拖欠账务到货币贬值，到休克疗法，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通过真正的改革立法，以便得到真正的投资来建设真正的现代经济。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经济基础，你什么都不是。因此我们现在要把精力集中在唯一要紧的队列——赚钱的队列。”

俄罗斯的政局随着普京的上台告别了混乱状态，而代之以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工作重心也就必然转向经济，转向民生。把后者做好了，这就是最成功的选举。

因此，他的第一步是让寡头们回归正常的经济政治轨道，这样才能为人民的经济发展腾出道路。或者说，这叫让利于民，让寡头们再让出部分利益（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给百姓改变生活境况的机会。

第二步，便是带领俄罗斯人民振兴俄罗斯经济。这样他便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俄罗斯经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叶利钦的错误选择给了俄罗斯人民永远的痛，现在他有了再次选择的机会，绝对不能再犯错误。

早在1999年，在网上公布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便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初步设想：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巨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能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继续恶化。

这是一份非常宏观甚至可以说有些粗糙的经济纲领，在专业的经济学家们眼里甚至不值一提。但它的重要性在于，普京明确地向俄罗斯百姓展示了他的想法，他打算带着他们干什么，或许正是如此，他才选择了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发布。

俄罗斯百姓对这份纲领颇为满意，他们承认，这是他们自苏联以来唯一的一位“还算正常”的国家领导人，“至少他知道，该怎么说话，怎么走路”。

2000年大选结束，普京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各个政治团体都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向这位国家的新总统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基里延科向普京递交了宏大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纲领；“自由主义使命”基金会认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进自由主义纲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等机构也参与其中；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也起草了右翼自由主义纲领；而俄罗斯科学院未来经济研究所则提出了10～15年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俄罗斯共产党召集一批专家起草他们自己满意的纲领，其中包括前苏联纪委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

还有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知道俄罗斯百姓反对任何新的尝试，因此他们建议普京利用自己的声望，采用集权的手段来完成新一轮激进经济改革。

面对数目繁多的纲领和建议，普京宣布，他拒绝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制、休克疗法以及“新革命”的尝试，他将致力于建立“可控市场经济”以及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改革。

他毫不讳言他支持市场经济，因为他认为市场经济效率更高。不过，与一些政治家不同，他不是简单地谈论市场经济原则或者夸夸其谈，而是阐明他对市场经济的一些深刻理解。他大学的主要专业并不是经济，在圣彼得堡市工作期间，他拿到了经济学副博士学位。但相对于专业的经济学家而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尚且浅薄，但正如丘拜斯所说的：他学得很快！

在对普京的表态的评论中，人们见到更多的评价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文明的爱国者……这代表了他的实用主义立场，他并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因此，在他执政的前两年，他做得最多的是制定并颁布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紧急措施纲领，这些纲领不是法律，而是补充措施，因此既能对经济形成指导却又不会成为它的负担。

不过，普京所选择的经济道路，始终朝着一个基本方向前进——国家资本主义。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里，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这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声。

也有人把他的这一方向阐述为建立有效经济：在俄罗斯建立加强国家调控能力，减少行政干预，保障经营自由，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他在继续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股份，改造国有经济的同时，减轻企业赋税，简化行政手续，使企业在重税和权力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另外，他还在改造自然垄断部门和银行系统，建立资本市场方面加快步伐。有效经济的推行，标志着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从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走向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

国家保持对经济的有效控制，便意味着国家能够更多地发挥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杠杆调节作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关心民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文明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最主要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方面，他说到做到，给了人民一个实干家的形象。在大选中，他许诺上台后给退休人员增加退休金，不久便得到了兑现。他下令拨出数目庞大的款项补发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和退休金，改善了部门职工和军人的待遇，普通百姓的退休金从普京上台时的400卢布增加到1400卢布，提高了250％。工资和退休金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如今的莫斯科，各种小吃店、快餐店、咖啡馆遍布，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日常供应充足，再也见不到当年的大排队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