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富与贵都是人之所欲。富是就钱财言，贵则就地位言。中国人重视富而且贵，若富而不贵，似乎就有一点不足。这贵的最好路径，就是读书取功名。

当时一般非农家子弟的出路，大抵是两条：读书或习业，也就是科举或经商。两者并无绝对的清高与低俗之分，和资质也不一定有关。若说社会地位，经商也不一定受鄙视。虽然经商一途在戏曲小说中不似中状元之为人乐道，却是许多人家的选择。

科举与经商途径的不同，其实就是贵和富的分别。

贵之所以受人仰望，似乎有两种原因。首先，读书被人认为是高尚的事。稍为知书识礼，若在小地方，也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因由。其次，功名有实质的身份等级保障，小到秀才乃至童生，也可以比富而无功名者为占优，这在谈科举功名的地位时再详说。

不过，富而且贵毕竟不是一定可求的，为大官因而富贵荣华者到底太少。选了读书科举，可能蹭蹬仕途，一生也中不了一个秀才。即或进士登第，也可能做十年二十年穷京官、穷翰林，清贵得很。在这种形势下，子弟的出身往往是盘算了各种因素，权衡了各方关系之后的结果。

对这种考虑写得详细的有包天笑：

在旧日的社会制度中，一个孩子到十三四岁时，便要选择他前途的职业了。选择职业，大概分两大部，一曰读书，一曰习业。就普通一般人的常识，当然要看那孩子的资质如何？以为聪颖者读书，鲁钝者习业。其实也不尽然，也要看他的环境怎样？说到环境，便非常复杂了，因此对于儿童前途的取径，也非常复杂。

假定一家人家，有几个孩子（女孩子不在其例），那就容易支配。或由儿童的旨趣，谁可以读书，谁可以习业，谁有志读书，谁愿意习业，决定了他们的前途。

包天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关于读书或习业问题，曾有过一番讨论。因为他是独子，所以对于前途选择似乎觉得郑重一点。包天笑的父亲幼年因太平天国战争而失学，是商业中人，却偏偏痛恨商界。他宁可儿子做一个穷读书人，而不愿他做一个富商。至于家中的女性，更出于保护的态度，母亲说儿子生性忠厚，不能与贪狠的商人争胜。祖母以为孙儿娇养惯了，不能吃苦，而习业在从前的确是很吃苦的。

祖母和几家亲戚商量，主张习业的说：第一，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绅士家中科甲蝉联，因为有了这各种优点，再加以有了好子弟，事半功倍。第二，读书要耐守，习一职业，三五年后，就可以获得薪水，足以赡家。何况商场中也可以有出胜的人，商界巨子捐一个功名，蓝顶花翎，常与官场往来。

主张读书的却以为：读书要本钱固是事实，但不表示寒士无发迹之日，同时寒素人家的子弟反肯刻苦用功，富家子弟，颇多习于骄奢淫逸。

最后，独子的包天笑还是走了读书一途。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81—82。

又据所记，不少富有人家盘算好富而且贵的机会率。牟宗三是山东人，他家乡的安排是大儿子管家业，二儿子经商，三儿子读书。这种计算过家族兴旺机会率的惯常安排，不完全是以孩子的能力来决定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6。包天笑的亲戚中，有兄弟二人都是十五六岁便中秀才，资质均很好，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但其父的意思，以大子管理家业，二子继续读书，将来博取功名，而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二字都可保得。同①，页65。

至于家中有田地，不喜功名之苦，只读书而不应科举的人也有一二，则条件太优裕，有似世外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