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诗教，所谓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孔子很多次提到学诗的作用，并且耳提面命要他的儿子学诗。近代诗人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转引自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页266，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

诗教何以这样重要，今日的教育界着眼于它的韵语易上口形式：“《诗》在六经（乃至一切重要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仅在于它具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内容，更在于它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的传播形式。……直到唐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才打破了口语（韵语）教育独尊的局面。然而，即使到唐末后，在不识字的群众中实行教化，仍然主要借助诗教的传统（口头韵语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起始阶段，诗的韵语形式也比诗的内在含义有更重要的作用。”金忠明，同上书，页244—246。看看同是韵语的戏曲在中国农村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诗教的作用也可思过半。中国的诗向来偏于抒情和短小，比戏曲更易于儿童记忆。中国传统的学塾教育没有音乐课，然而很多儿童接受诗教——一种兼文艺、音律功能的教育。

汉语的语言特点特别适宜作诗，中国文学体裁中，诗一直是极重要的一类。自从唐代诗歌达到鼎盛之后，诗歌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开创了一个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都爱诵诗甚至作诗的局面”，“学习欣赏或创作诗歌自然就成为历代启蒙教育中极受重视的方面”。以至于“一般乡村蒙馆中将作近体诗的基本功——对对，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目”。李宗为《千家诗神童诗续神童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而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中的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

诗既然是贩夫走卒都读或者作的文体，作为读书人自然不能不懂，文人相聚或是应科举，作诗都是必须的能力。即使是木匠而变画家的齐白石，也得开始学诗，才能真正在文人圈子中生存。在学塾中，学作诗往往后于学作文，是较大的学生的功课。对于小学生来说，诗课是神秘而可羡慕的。张恨水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塾师，对学习兴趣不大，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页5。张恨水是章回小说家，著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除了读诗，小学生会学对对子，也叫做对课。什么年纪开始对课，没有规定。李匀庐七岁时，放学之前就练习对对，先对一个字，然后加到七个字，并且要学平仄声。李匀庐《匀庐琐忆》页104—105。李匀庐是二十年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员。马叙伦在十一岁开始学做三个字的对。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学对对，而且往往因为对子对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师或家长称赞。唯有郭沫若则将对课视为诗的刑罚，称它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约在六七岁开始学对对，由两个字渐渐做到七个字。他以为连说话都不能条畅的孩子，是难以了解虚实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对仗，但做不出对来，先生还是要做。不过，郭沫若虽然不喜欢对课，却喜欢读诗，“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那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郭沫若《我的童年》页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