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教并不是在学塾才开始。在正式的学塾教育之前，儿童往往就跟从家人学念诗：

我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页3。

家庭是一个比学塾更易诱发对诗的感情的地方，诗人臧克家说：

我的家庭……诗的气氛很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真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文化界名人自述》页194—195。臧克家是诗人。

诗人易君左约在十岁由他的名诗人父亲教作诗。潘大逵的长兄是革命人物，在外读书，只要回家逗留较久时，就为弟弟讲《诗经》和唐诗。易君左《大湖的儿女》页162；潘大逵《风雨九十年》页19。

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在教下一代读书上，担当的角色本不及男性重，但母亲或女性长辈经常教幼儿读诗，这在《母教》一文中已说过，女性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中，曾做出超过她们受教育机会的贡献。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书大可不必读，唯独是诗的教育则不限于科举有望的男孩子。而中国诗短小易记，也为女性和幼儿提供了欣赏文学的空间。正因为有这些诗教基础，所以近代初办妇女杂志时，妇女投稿写文都很幼稚，唯有写诗较好。但一本杂志不能都是诗，结果很多篇幅是找男人代写的。郑逸梅《回忆几种妇女杂志》页25，转引包天笑《我与杂志界》。载《逸梅随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上古时代的教育都重在口耳之相传，为便于记忆、传播，韵语文学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便于文化的积累。”“诗教、乐教与文教、政教的汇通合一，正是中国文艺教育的基本特色。”金忠明，前揭书，页244，265。旧诗纵使被新文学家认为是死文学，它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儿童教育中的特殊角色却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