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新教育影响就更多姿彩了，除了书本有变，连形式也模仿新式学校：“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们作。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作了一套。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凡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7—8。

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商衍鎏，本身虽然是科举制度的得益者，但是对于新变的局面很了解，早就计划为儿子做好迎接新社会的准备：他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不应再闭关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学，首先要学好外文，这样即使不出国，也可以读人家的科技书。于是在中文教师外，又聘请一位英文教师，教四个儿子和侄儿；又说“日本人身体强健，重视体育之故，体质是人的本钱，这点不可忽视”。又请了位谷师傅隔晚教子侄打短拳，舞白蜡杆，打沙袋，还买了一匹小马，锻炼胆识。儿子商承祚说“其深谋远虑，无微不至的安排，不外为我们迎接新社会的来临做好准备”。《群星璀璨——广东文化名人实录》页170—171。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任教于中山大学。

曾宝荪的新式教育推动者是她的七叔，他在甲午之战时眼见过新式武器与新式交通的重要，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因此鼓励后辈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在1904年，曾宝荪与弟及表姐妹兄弟在家塾中上午读中文、地理、历史及《迷津宝筏》——一本介绍《新民丛报》的论说集，顾名思义，是一颇具革命思想的书。下午则读英文，上体操。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页19。

助成郭沫若家塾革命的则是他的大哥——一个成都新式学堂的毕业生。经他推动，连妹妹和侄女也都跟着塾师读起书来。郭沫若《我的童年》页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