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兄重视子弟的教育，本是中国宗族社会的牢固传统。遇到求变的形势，这种旧心态却促成子弟教育的新变化。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在新条件下的一种反映。

有新式的家塾，自然也产生了新的塾师。家塾的工资吸引，所以有新学学生、留学生做家庭教师。像杨亮功的教师就是上海格致书院的毕业生，不到四十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页2。教材方面，既没有完全放弃经书，也加了一些新教材，形成一种新旧教材参用的局面。但因为新式教材并未完备，因此只能是各就所好，花样百出。有些掺一些上海出的新式小学教材，像陈立夫偶尔会读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杨亮功的教师订购上海文明书局的史地动植物各种小学教科书，有插图。郭沫若读的笔算数学，是上海教会学堂出版的，教者本身也没有学过，自修一遍便教学生，由加减乘除一直学到开方。由于当时的学生中文还有相当底子，而专为儿童写的中文教材在内地既不易找，读了几年学塾的学生也觉得太浅，所以所读的中文书也有相当深的，冯友兰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郭沫若读《左传》和《东莱博议》。《东莱博议》在八股盛行时也是一本常为人所读的书。这些书虽然不浅，但相对于佶倔聱牙的《书经》，最少能被学生理解。

能延师办家塾的家庭，经济相对宽裕，办起家塾中的新学也并不马虎，除了上体操课有操衣，郭沫若的家塾墙上，还挂四大幅合成一面的彩色东亚舆地全图。相对于以前一些士子读了几十年经书，连长江可以通于海也糊里糊涂，这些新动作自然令学生感到焕然一新。郭沫若《我的童年》页44。包天笑在苏州开书局时曾售日本出的中国地图，包天笑嘲谓许多专学八股的读书人买来看，好弄清长江是否通海，见《钏影楼回忆录》163页。

至于教法方面，杨亮功投诉说读经书仍然死背，遇到难句长句才略为讲解。但同时又补充说当时是1903年，科举未废，在内地来说，所教的内容已算是开新风气了。

上面所提的，都是家塾，虽然有些僻处安徽、四川，但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在接触新学上，仍可占得先机。能够早在变革之初甚至变革之前，透过读家塾而接触新知识的，在全中国的学塾中，恐怕只是少数。相对来说，以教师为中心的私塾，变化似乎比较少。只有丰子恺说过他的私塾教师因为学校初兴，而忽然要把私塾大加改良，先买了一架风琴，自己练几天，就教学生唱歌；又请朋友来教体操。丰子恺《丰子恺自述》页66。丰子恺是名画家及散文家。其实当时已是1910年或以后了，比之1901年的学校初兴，已差了很多年。所以，贫穷人家的孩子在追求新学的时间上，无疑较为吃亏，像容闳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毕业生。这样，能够较早期接触新学的，主要是受教会学校教育。马叙伦这样的例子是后来才有。他的求学过程几经波折，直到十多岁还没有得到好教导，但因为占有地利，生长于得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因此能够早在1898年前后就进入由新式人物办的学塾，最后成为一代名学者。这大概是穷孩子最走运的例子了。

马叙伦这一种渠道，已不能算是学塾而传授新学的例证，因为虽然名为养正书塾，但形式是外国学堂式的，只是与同在杭州的求是书院比起来，又不算正式的新式教育机构。马叙伦说，其实这种书院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体。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科目只有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还没有教科书，所以历史读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页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