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决定去借更多的书。苏苏告诉他可能要等一等，因为此刻正值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午餐时间。于是陈超也决定去吃点午饭。在这个季节，如此温暖的午后还是很难得的。

他记得不远处的人民公园里有一家不错的小吃摊，多年前母亲曾带他去过。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开了手机，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那小吃摊。他点了一份炒饭，一份葱拌牛肉，还有一碗鱼丸汤。他闻了闻牛肉，心想，但愿这味儿没变，就像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吃的那样。

想点一瓶正广和柠檬水，却只看到可口可乐之类的洋饮料。可口又可乐，嗯，起码这翻译还是挺有中国味儿的。陈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老陆，他中学时的好友，归国华侨。这家伙开了一家名叫“莫斯科郊外”的餐厅，专卖俄罗斯菜，还雇了一群俄罗斯姑娘当服务员。

“哥们儿，你在哪儿呢？”老陆一如当年的口气。

“在人民公园吃盒饭呢。这个礼拜我请假了，在家写论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

“别扯了。如今你可是平步青云啊，还有时间研究古典文学？”老陆似乎很吃惊，“我都说多少回了，啥时候你不想干警察了就来跟我混呗。就凭你的人缘，慕名而来的食客还不得把我这儿的门槛都踩破了？”

其实陈超很清楚，那些所谓的人缘，都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有点权力。一旦不干警察，谁还认识他啊。所以他才不会去跟老陆开饭馆，也不想谈这个话题。

电话那边老陆却还在喋喋不休：“到我店里来，我这儿的俄罗斯女服务员都改穿旗袍了，绝对是一景！老外穿旗袍！西洋景啊！秀色可餐……”

“我想应该是颇有异域风韵吧。”陈超答道。

对老陆这样的商人来说，抓住一切机会赚钱是一种本能。他们才不在乎是土还是洋，是好看还是难看呢。

“我管它哪国风韵。哎，盒饭哪是体面人吃的，你这么讲究的人，吃盒饭不是自降身价么！赶紧来我这儿……”

陈超打断了他，说道：“我一定去，不过现在我得去图书馆。有人等我呢。”

其实是盒饭在等他，再不吃就凉了，凉了就真没法吃了。

没承想他刚打开盒饭，电话又响了。早知道就不开机了，陈超郁闷地想。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刑侦队廖队长的助理晓红，他皱了皱眉，按下了接听键。

“晓红啊，你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陈队长，我刚从于警官那里问到了你的手机号。我先打了你家里电话的，可没人接。”晓红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拘谨。

“没关系。”

“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

“我还在休假哪，晓红同志。”

“可这案子很重要，李书记和廖队长都让我联系你。”

“好吧。”陈超应道。在那位李书记看来，这世上就没有不重要的案子。至于廖国昌，他让晓红打这个电话无非就是摆个姿态罢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马上去找你。”

看来又是那种“敏感”案件，不方便在电话里多说。可是，在人多耳杂的图书馆也不方便说啊。

“我在人民公园，你从三号门进来就能看到我了。”陈超对电话那头的晓红说道。

“你这个假期过得……人民公园，太巧了。”

“你啥意思？”陈超一头雾水。

“今早发现了第二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就在人民公园一号门那个阅报栏前。哦，忘了告诉你，于警官也被调入这个案子的特别调查组了。”

“什么？难道是连环杀手？”陈超回想起早晨在那附近的确围了很多人。他当时没怎么注意。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的确很不寻常。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啊，他们让我打的，说陈队长不会拒绝女孩子的请求。”晓红说道。

这种时候碰上这样的事儿真是雪上加霜。看来他没法安安静静地写论文了。他得去做些什么，对于局里来说这是“第一起”连环杀人案。陈超觉得自己起码得做出一个关注案情的姿态。

“晓红，你把相关材料带过来吧，我晚上回去看一下。”

“好的，我马上过去。”

陈超手里的盒饭一口没动，却早已凉透了。他顺手把它扔进垃圾箱，站起身，若有所思地走向公园门口，回忆着早晨看到的那一幕。

那个阅报栏位于南京路和西藏路交界处，周围路边是禁止停车的。任何车辆停在那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那附近整晚应该都有警车巡逻。

陈超心想，这凶手一定计划得非常周密。

早晨的时候那有许多人在围观，但阅报栏周围却没有警方的封锁线。在案发现场也没看到警察的身影。

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眼前走过一位穿着白色风衣的年轻姑娘，在阳光映照下犹如一朵清丽的梨花。这么比喻可能有点牵强，毕竟现在才刚刚入冬。那姑娘自顾自地走过，她并不是晓红。

几位老人正站在阅报栏前，一如往常地边读报纸边谈论天下大事。不过让陈超颇感不可思议的是，来读报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股市新闻。有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着一行大字：股市涨势喜人。

四

于光明今天到家比平时晚了些。

公用盥洗室里，水池边的折叠桌上放着一个塑料盆，他的妻子佩琴正洗头。这个盥洗室和旁边的厨房是一楼五家住户共用的。于光明走到妻子身边，轻轻站住，爱怜地望着她那一头满是泡沫的秀发。佩琴笑了笑，示意丈夫先进屋。

走进家中，于光明看到桌上放着一盘肉末炒年糕，还有一盘泡菜。因为之前在局里已经吃了两个包子，他想，这炒年糕可以拿来当夜宵。儿子勤勤此刻应该正在学校上晚自习，为高考做着准备。

于光明转过头，眼光落在床铺之上，顿感疲惫。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棉被已经铺好，松软的枕头也已安放妥帖。他甚至连鞋都没脱就一头扎到床上。可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板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佩琴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烟雾缭绕，脑中却依然如一团糨糊一般。于是他决定将红旗袍案的调查过程重新梳理一遍。

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