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沈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沈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明笑道。
“有发现吗?”
“至今为止没有。不过看看影碟也能让她放松放松吧。”
“你说得没错。”陈超就是嘴上一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就像这两周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样,如果他是抱着某个目的而严肃对待这件事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是放松了。
正当他要出门去图书馆继续调查工作的时候,又有一份特快专递送到他的家中。这是钟保国寄来的一包关于贾铭的最新资料。
其中多数都是关于贾铭和政府作对的推测。贾铭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个时代便失去了双亲。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师,而当时很少有人选择这一职业。律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职业与股票一样都被看做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办理,都是党政领导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决定。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未经审判而入狱,并最终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后才得知真相。贾铭决定当一名律师的时候,这一行业尚未成为热门。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想跟政府较劲。
由于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业有成。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法制愈发深入人心。而贾铭因曾为一位异见作家辩护而声名鹊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辩护驳得当庭法官好几次哑口无言,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新兴”法律实践引发了一波热潮,无数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贾铭与别的律师不同,他并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图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不用为了赚钱而工作。有时贾铭会去接手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导致他在插手西九区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进了“黑名单”。
陈超决定不再阅读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学时代也曾被列进“黑名单”,原因是私自翻译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现代诗。
当他来到图书馆时,已经是十点多了。长着一对迷人小酒窝的管理员苏苏为他端来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气浓郁扑鼻。
只是陈超的精力还没办法集中起来。也许相对于爱情故事来说,谋杀案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对此,他并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来看自己为论文选的第二篇古典文学著作——《莺莺传》。
这部唐代传奇是著名诗人、政治家元稹的作品。据后人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很可能源自元稹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元八○○年,元稹来到蒲州,遇到了一位叫莺莺的姑娘,两人坠入爱河。后来元稹去了京城,娶了韦家的千金大小姐。最后,元稹根据自己在蒲州的经历写下了《莺莺传》。
陈超饶有兴味地读起这本书来。书中写道,一个名叫张生的学子来到普救寺游玩,而崔夫人携其女莺莺正在寺中暂住。当时正值附近兵荒马乱,张生借友人之力为居住在寺中的这家人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为了答谢,崔夫人设宴款待张生。张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遇到了崔莺莺,两个人一见钟情。不过莺莺对张生恪守儒家礼教的陈旧观念作了批判。有一天晚上,她偷偷来到张生的西厢房,并献身于他。不久,张生进京赶考,在那里他收到了莺莺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
张生将这封信给他的朋友看了。然而后来他却以所谓的“道德”为由抛弃了莺莺。正如故事最后所写: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故事进行到这里,作者元稹以张生密友的身份,用自己的语言为他的所作所为作了背书: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在陈超看来,张生后来的选择简直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影响了故事的浪漫色彩。男主人公武断地给妇女下了一个定义——如果一位女子美貌非凡,那么她就应当被视为“妖孽”,因为她会如怪物般毁掉她身边的男人。
陈超觉得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很不高明,他认为张生这些将莺莺比做“妖孽”的自我辩护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伪的托词,目的是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辩护,使得整个故事变得错综复杂。这部作品因此变得前后矛盾。举例说,故事的前半部分颂扬了浪漫的爱情,而后半部分却对这一美好情感提出了责难。
不过就写论文这件事而言,这个故事与陈超读过的其他类似作品一样,为他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主题。无论《莺莺传》还是《凤求凰》,在讲述浪漫故事的同时,都表现出了一种与美好爱情主题格格不入的矛盾心态。在《凤求凰》中,作者将男主人公的死归咎于女主人公,认为是卓文君在性爱方面的贪得无厌耗尽了司马相如的精力并最终导致他死亡。而在《莺莺传》中,男主人公张生将责任都推给女主人公莺莺,说她是一个会将身边人全部毁掉的妖孽。这两个故事中的浪漫爱情最终都成了谴责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