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上午都平静无事。卡洛琳去补牙，我也懒得大费周章出去吃午餐，便匆匆到街角的摊子前站着吃了片比萨。我离开店不到十分钟，不过足够让雷·基希曼出现的了。我发现他靠在我的特价书桌旁，翻着一本佛多尔的西非旅游指南。

“你的防盗设施太差了，”他说，“天冷，我的操守就没那么诚实了，我可以把你这堆书全给偷光。”

“我不会有太大的财物损失，你倒是小心搬太重会岔了气，”我指了指桌上，“这上面的书都是三本一元。”

“连这本都是？”

“那是四年前的书了。”

“你有很多更旧的书都要卖一二十块，有时还不止呢。”

“你手上拿的是旅游指南，”我解释说，“它们可不会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值，其实还贬值得挺快的，因为一般人计划旅游时，都希望有即时更新的资料。你喜欢大老远飞到加彭然后发现你想住的饭店一年前就倒闭了吗？”

“首先你就别想叫我去那里，”他说，“除非脑子坏了才会去那种地方，你躺在沙滩上，正在喝个水果鸡尾酒什么的，结果接下来就成了他们的人肉咸咸啦。”

“他们的什么？”

“你知道，他们总在推翻政府，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发现自己成了食人盛宴的主菜喽。”

他把那本佛多尔的指南扔回桌上，刚好擦过《丹纳生平与书信集》的第二册——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你第一册和第三册怎么了——在桌子上滑了一下，掉到人行道上。

“我不知道我的力气这么大，”他说，“抱歉啦。”

我打开门锁，站着撑开门，眼睛示意人行道上的书。他拖了一会儿，才过去，弯腰，嘴里咕哝着，直起身，然后把书放回桌上。

进门之后，我问他坎德莫斯的命案调查有什么进展。

“正在进行中，”他说，“现在有一组调查人员在弄，想找出‘凯普·霍伯’（CapHob）是什么意思。”他是这么念的。“他们有个电脑，里头好像有全美国登记的电话簿资料，这样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查出来。如果凯弗布（Caphob）是哪个人的名字，他们轻轻松松就能知道了。”

“如果凯弗布先生有电话的话。”

“这样才能找到他。电脑里也有城市名录，还有其他各种你能想到的东西。你不会相信他们用电脑可以做多少事情。”

“科学真伟大。”

“可不是吗。”他故意看看手表，然后往前靠，胳膊肘放柜台上，“不过可能需要你帮个小忙，伯尼。”

“别告诉我你又把自己锁在车子外头了。”

“可能得拜托你到停尸间去一趟，正式给那家伙认尸。”

我正等着他开口要我帮忙。他费神去捡起那本书时，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不知道，”我说，“我根本不怎么认得他。”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好顾客呢。”

“不能说他是常客，只是偶尔见到他。”

“你跟他熟到会把你的供应箱借给他。”

“是公事箱。”

“你知道我的意思啦。你把箱子给他，让他装一本五块钱买来的书，或至少这是你的说法。”他站直身子，“说到这个，如果你不想合作，替我们指认那个可怜的死狗娘养的，那我们可以多复习几遍那个说法。去局里花两小时，替你录个口供，让你跟几个不同的警察讲几遍，这样我们才会清楚。”

“很高兴我还有另一个选择。”

“是哦，你还有另一个选择，”他说，“你可以做该做的事情，或承受痛苦的后果，就看你自己了。”

“我当然想跟警方合作啦，”我说，像某个游戏节目主持人似的，态度诚挚极了，“可是你哪里需要我呢，雷？那人有邻居。他们一定比我更认识他。”

他摇摇头。“行不通，”他说，“他们根本不认得他。我说错了，一楼的那个女人认得他，说他人很好。麻烦的是，她是盲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录音书。二楼是一对姓雷尔曼的夫妇，但是不凑巧，他们十天前离开了，接下来的四个月都要在法国南部度过。他们是大学教授，通过一个三角关系跟别人交换公寓。法国人在新加坡度过春天和夏天，还有一个有中国姓的生意人住雷尔曼的公寓，所以我想他是从新加坡来的。不管他从哪里来，也才刚到一个多星期，自称从没碰到过坎德莫斯。我们拿了张在验尸室拍的照片让他看，他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我们还能找谁？一对同志住在地下室，也才刚搬进那幢大厦，他们有独立的进出口，从没见过坎德莫斯。管理员住在隔壁，他要管三四幢大厦，而且才刚接那个工作两个月。坎德莫斯从没要求过他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没碰过面。那家伙说他曾去找过他一两次想作自我介绍，只是想认识一下，要是你问我，我会说他指望坎德莫斯圣诞节包个大红包给他。可是那一两次坎德莫斯都不在家。他当然也没法替我们认尸。”

“那三楼呢？”

“三楼？”

“地下室是一对同性恋，”我说，“盲眼女人住一楼，雷尔曼家住她楼上。”

“只是他们现在不在那儿，”他说，“看起来他们在法国，继续。”

“坎德莫斯住四楼，”我说，“那么谁住三楼？”

“现在这个问题可有趣了，”他说，“你知道，如果我是那种穿风衣的酷侦探，我就会忍到我踏出门口一步才说，‘哦，对了……’可是谁有那个该死的耐心啊？”

“雷，你在说什么啊？”

“我要说的是，你怎么刚好会知道那幢公寓有四层楼而且坎德莫斯就住在四楼。我没跟你提过这个细节。”

“你提过。”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