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荒谬的是叫他交代“黑照片”的动机，似乎他的镜头连人的思想都能拍下来。造反派们规定他每天要写千字交代材料，还要写五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杜修贤只有一句：“不写！”任凭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写！只剩下这副属于自己的骨头，怎能再失去？这样一来杜修贤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特务、间谍”的头衔。理所当然地打发到社里照片制作车间去“脱胎换骨”当一名定影工人。

中南海，杜修贤是回不去了，中央新闻组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就这样杜修贤离开了他一生眷恋的西花厅。

在荒诞和耻辱的纠缠中，狂乱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刘少奇倒了，邓小平倒了，陈毅靠边了……元帅中除林彪外都纷纷落马，遭受屈辱和磨难。

周恩来被挤进了夹缝，艰难地工作。

杜修贤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杜修贤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他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他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他实在是受够了，他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流亡就是流浪他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杜修贤获得了几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徜徉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杜修贤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他，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他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杜修贤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

在铁列克提那宁静的夜晚，杜修贤的思绪又回到了西花厅，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冥冥之中他相信总理不会忘记他

杜修贤的人生悲剧像波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杜修贤看到旖旎的边疆景色时，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是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一脉相承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他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