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谊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重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才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四人帮”的发难却换来了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休息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