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陈再道等人被指定在第一排站着，不准坐下。会议刚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发言，称“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在叶群指使下，声称“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再道成为第一批授上将军衔的将军之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像一股来势凶猛的狂潮，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流，几亿人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所左右，东批西斗。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并导致全国性“造反夺权”的新高潮。随之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如地下奔涌的岩浆，能量越积越大。2月，在北京怀仁堂内，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等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为另一方，围绕“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面对面斗争。但这次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党、政、军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落入林彪、江青一伙手里，但这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为了在混乱中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一方面煽动“打倒一切”，采用阴谋手段迫害老干部，另一方面插手挑起群众中的对立情绪，造成“全面内战”。武汉“七二○事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事件的核心人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因此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陈再道是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人，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3岁那年，父亲程源瀛因痨病去世，不久，姐姐和母亲也离开人世，陈再道因此从小体验到了穷苦人家的苦难。在17岁的时候，他独身一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配合北伐军作战。由于报名时“程”误写为“陈”，就改叫陈再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不久起义失败，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面前，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投降了，但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陈再道却更坚决了，也更成熟了。1928年，他在江子英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再道愈加坚定了为革命为党奋斗一生的信念。稍后，他先后任红一军第一师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32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当时领导人张国焘不顾徐向前等人的反对，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此时陈再道任11师32团3营营长，在进攻陡坡山的战斗中，该营担任突击任务。陈再道身先士卒，率全营战士突破阵地。这时，一颗子弹从陈再道的右臂上部打进去，又由后背颈下穿了出来，子弹差几厘米就打中了咽喉，但碰到了颈动脉，鲜血马上流了出来，陈再道知道挂彩了，但他觉得离死神还远着呢，不顾战友的阻挡，继续指挥冲杀。战斗结束后，给陈再道看病的医生一边给他包扎，一边笑着说：“你这个人真算命大，如果这一枪再往前一点，恐怕你吃饭就不香了。”陈再道却回答：“革命还没胜利，哪能轻易就‘光荣’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由原来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改任129师386旅副旅长。1937年10月下旬，386旅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在山西平定七亘村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大部消灭。日军第20师团占领娘子关后，向平定进犯。刘伯承判断敌人认为我军早已撤离，于是令386旅再次设伏，我军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400余人，缴骡马4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成功，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12月，陈再道任“东进纵队”司令员，开赴冀南创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2年，日伪军对冀南地区进行多次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一次突围时，腿被打断，被关在大营据点。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知道后，指示陈再道等人一定要把刘志坚抢救出来。陈再道命令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组织抢救。据可靠情报，刘志坚的身份没有暴露，要将刘押送到枣强去。易良品于是让红军第20团的团长楚大明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公路两侧。10月20日，敌人押送刘志坚从据点出发，日军30多人，伪军几十个人。在进入埋伏后，我军首先将日伪军隔开，6连攻击日军，4连抢救刘志坚。由于伪军与我们有关系，不愿替日本人卖命，只是朝天鸣枪，刘志坚被顺利抢救出来。这次伏击在冀南广为流传，日本人说八路军神出鬼没，伪军说八路军会轻功，人民群众也把八路军看做是英雄好汉。

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任晋冀鲁豫第二纵队司令员，参加定陶战役、挺进大别山战役和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七二○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林彪、江青一伙的黑手纷纷伸向武汉，目的只有一个——搞乱武汉，乱中夺权。陈再道所在的武汉终于爆发两派群众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2月，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社红旗大楼。8日，造反派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出“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一系列充满极“左”思想的口号。9日，他们又发表社论，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长江日报》社，给人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此后，造反派组织乱冲乱杀，整个武汉陷入混乱之中。2月21日，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引起武汉军民强烈不满。武汉军区遂于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陈再道和钟汉华均在北京，军区经过慎重修改并报全军“文革小组”后发表这个声明。

回到武汉的陈再道积极贯彻会议精神，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少数骨干分子扣押。3月21日，军区又发表《通知》，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武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