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女儿：“非非！是你！”他把手里那张敲破了的洗脸盆猛地掼在地上，两行老泪顺着面颊缓缓流下。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披着绿大衣的造反派横在两人中间，“不说，就拿这老家伙是问！”皮带飞舞，骂声片片。血丝和着泪水，在父亲脸上划出难看的线条。“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她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他们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她奋力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很少。”“干什么去了？”“商量工作。”“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周恩来含泪发表谈话：“我很难过！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

“听说没有？那个黑帮咽气了。”

“张部长不幸遇难，唉——”

“老张死得冤哪！”

“简直没有王法了，这样搞还了得？！”

“死就死呗，这种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无数张嘴带着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愤怒的、痛不欲生的口吻传播着一个消息：张霖之死了！一封封加急电报、一个个长途电话通过万里中继线，询问煤炭部、国务院，询问“中央文革”，要求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