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传》，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扑朔迷离。1975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传》”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汇报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