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面目和善的刘永好、第一位拥有法拉利跑车并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念的李晓华，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富豪榜上的大佬仅仅只是一个名字。仿佛隔着一重浓雾，人们看不到鲜活的生命，甚至连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都弄不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故事的流传。接下来的许多年，他们来了又去，起了又落，榜单年复一年地变长，老人沉浮升降，新人层出不穷，流年暗转间，财富河流越发清澈，当人们对兴衰更替习以为常时，富豪榜已成为稀松平常的谈资。

窥视的天窗

当“1999年中国50人富豪榜”发布在喜欢追逐名利的《福布斯》杂志上的时候，一瞬间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英国的老牌报纸《金融时报》评论说，“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则说，“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

外部的重视程度往往超乎想象，甚至远重于事物自身，这一次也不例外。胡润本想借此在中国引起一些关注，却不曾料到这份被寄予厚望的榜单并没有获得期望的效果——除了在国际上制造喧嚣，在中国并未弄出多大声响，甚至没有一家中文媒体刊登相关报道。当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烟花散去时，他仍旧孤身一人，没有鲜花，只有落寞。

这个结果令胡润既诚惶诚恐又大惑不解，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原因。英文版榜单虽然在海外给他挣足了面子，但对于一个有着浓厚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别指望任何示好能在短期内获得回应。特别是当时的中国远不及今日开放，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少之又少，遭遇冷场不难理解。

与外部的大红大紫相比，胡润在中国还称不上出名，顶多是个探秘者，所能引起注意的恐怕只有头上那顶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的帽子。

随着消息一步步传进国内，他和他的榜单的影响逐渐渗透进来。他摇身一变，成了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和沽名钓誉、华而不实的陌生人。人们面对这个英国人的心情很复杂。富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穷人们指手画脚，还有一小部分人态度暧昧，既想利用他出出风头，又怕惹来麻烦。这一切像极了这个转型期的社会。

正如坚信任何财富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人们始终认为，任何一个良性运行的经济体系都应该公平、公开、透明。披露事实，对纳税人负责，让阳光吞噬黑暗，灰色无处藏匿。这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也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寄托，而是社会进步的方向。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坝，那么胡润的出现则疏通了航道，打开了上下游流动的闸门，最起码让一部分人看到了奋斗的希望。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在不经意间把重大使命交给一个本不相干的异乡人。这一次，它选中了胡润，正如多年前，它选中另一个英国人李约瑟一样。

遗憾无伤大雅

与此后的名声相比，1999年的胡润还远称不上成功。那份榜单给他打开一扇窥视天窗的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肩上的责任。

事后看来，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作品。关于榜单的制作，胡润回忆说，他们曾找到特立独行的博士张朝阳、四川的刘氏兄弟和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以及名噪一时的李晓华，希望得到他们的配合，但交流似乎并不顺畅。人们看到，上榜者具体的财富数字并没有公布出来，只是按照大致范围划分等级在《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胡润披露，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选择了按照从A到D四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亿-10亿元；C级，1亿-5亿元；D级，5000万-1亿元。。

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保守，而是因为统计的困难，这也成为榜单饱受诟病的根源。毕竟，一个无法确定具体财富数值的榜单很难令人信服，就连它的制作者也承认，这是一份粗糙的排行榜。但胡润还是认为，“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看起来，时间的仓促几乎断送了一个美妙的瞬间。然而，这并非问题的本质。即便有充足的时间，也很难保证有人能做出更好的榜单。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富豪阶层对待个人财富还处于过分保守的状态。这个问题根深蒂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未来还将困扰胡润及后来者多年。直到21世纪首个10年结束，各类富豪榜层出不穷，财富日趋透明，恐怕还是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数据没有差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很难再对一个外国人奢求更多。实际上，胡润只是利用假期和闲暇时间，根据专业知识，从外围资料梳理推算。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的大多数采访都被拒之门外。

还有人猜测，胡润非但没有见到刘永好、张朝阳等人，甚至压根就没能联系上榜单中的任何富豪。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胡润确认，但他也未否认。这个倔强的英国人望着前方，既然已经起步，索性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用不了多久，这条探索财富的大道上，就会出现众多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