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榜单从冷场到热捧

1999年末，胡润中国富豪榜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时代变革与经济转型的产物，千年之末的背景使之看起来尤其充满寓意。

新舞台

暮色四合，远山重叠，没有什么比一纸虚名更能激荡人心。新中国成立60年，用于经济建设的时间不过一半。长途跋涉，站在半山腰回望，既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未来的瞭望和打探。每个时代都应有各自的旋律。当春风扬起衣襟，夜色消退，重山远逝，霞光便落满了山腰。

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不可否认，这是中国第一份真正的富豪花名册。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或个人专门给中国富人排名，即便喜欢追逐名利的《福布斯》杂志也不例外——其制作的富豪龙虎榜是全球视角，并非针对中国。其中当然不乏中国人，但从来都是配角。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润富豪榜的意义在于：打破固守多年的旧习，第一次从微观个体出发，以富豪排行榜的形式，考量经济脉动，将社会变迁之端倪放大呈现。从此，滚滚洪流中，商人们登上了大舞台。

关于榜单上的那些富人，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喜欢称之为“资本家”，这是对企业家的另一种叫法，但并不严谨。尽管他们的财富令人目眩，但除了极少数人玩弄资本——如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但也只是偶尔为之——大多数上榜者以生产经营为业，靠买卖商品积累财富，把制造业的精髓发扬光大。

雨打风吹去

需要指出的是，位置靠后或榜单外的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最典型的是企业“教父”牟其中和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作为第一代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成功虽各有不同，却分明散发着一个时代的共同气味——两人年龄相仿，出身相似；性格刚烈但也不乏狡猾的一面；意识超前，善于把握机会；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抱负；成名之后都变得不可一世，最终无一例外地触及政治底线，在千年之交黯然陨落1999年11月，《福布斯》发布“中国50人富豪榜”时，59岁的牟其中正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罪名是涉嫌信用证诈骗。此前一个月，与他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时孤独离世，时年70岁。。

如果说牟其中血管里喷涌着政治家的热血，那么农民出身的禹作敏在经营管理乡镇企业的时候更多显露出企业家的精明。看起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实则殊途同归。

牟其中成名是在1992年。时逢苏联解体，经济低迷。他抓住机会，用1000多节火车皮的小商品从俄罗斯换回4架飞机，大赚亿元，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当时“倒卖”大行其道，有一句口号可形容“倒爷”之盛，叫“全国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牟其中则把这股风潮推向了极致。

随着名气的增大，牟其中个性狂妄的一面开始显现。他变得不切实际，开始天马行空地想象和无所顾忌地张扬。1995年《福布斯》富豪龙虎榜，牟其中位列中国第4位，他却自称“中国首富”，派头十足，在企业内部大搞个人崇拜。在这前后，牟其中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放卫星、买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一系列想法。

牟其中空有一番热情和胆量，却没有实践的耐心和能力。随着扩张加剧，他很快陷入泥潭，众叛亲离。1999年元旦后一周，他在上班途中被警方秘密带走。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外界对此并不知情。胡润制作富豪榜时，还以10亿元身价把他排在第15位。后来媒体渐渐透出一些风声，才得知他已被捕。但榜单发布在即，只好作特别说明1999年《福布斯》杂志在“中国50人富豪榜”最后专门对此进行说明：就在排行榜即将发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南德经济集团59岁的董事长牟其中在中国武汉被捕的消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尴尬的是，牟其中由此成为第一个落马富豪。因为这段说明文字，他落马的消息反而流传开了。

与牟其中相比，禹作敏属于另一个群落——官商。出事之前，他任职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是当地有名的“土皇帝”。严格来讲，禹作敏不能算是企业家，他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红极一时的“首富村”，不知不觉中被扣上农民企业家的帽子，与富豪榜上后来的常客鲁冠球时称“禹北鲁南”。

虽然没有享受过上榜的荣耀，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禹作敏比所谓的富豪要风光许多。在《纽约时报》记者眼中，大邱庄俨然一个大型公司。这个不足5000人的村庄拥有16辆进口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豪华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达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