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社会对富豪的关注恐怕还停留在“猎奇”阶段。很长时间内，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富豪生活的奢华，以及美女、香车、豪宅，而非其成功的路径。喧哗热闹，不过是民粹主义寻求刺激的变相。

任何外来事物的移植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曲折、漫长的接受过程，直至最后与大环境融为一体。对于富豪自身的反应，无论是刚开始的排斥，抑或是后来的迎合，都是喧哗的表现——恰恰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商业的不成熟。事物非好即坏，缺乏独立判断力，走极端、随大流，正是中国企业家身上的通病。

曲折前进

如果说2001年对富豪榜态度的陡然转变是财富狂热的前奏，那么随后发生的剧变则是对肤浅喧闹的惩罚。

从2002年开始，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查报告广为传播。当人们谈论富人时，“偷税漏税”、“为富不仁”成为应用最多的词汇。伴随着激烈声讨，各种不利数据都指向他们，富豪非正常死亡、下课、入狱，牵出一条条“大鱼”。“权贵资本”遭遇质疑。一时间，企业界噤若寒蝉，富豪们又开始变得保守起来，极尽低调隐忍之能事。甚至有人对制作财富榜的胡润发出恐吓，希望不要把自己列到榜单上。

历史总是在循环往复中曲折前进。过了这一阵，风波平息，很快又有人不安分起来，财富话题渐渐变得平常。及至后来，《福布斯》、《新财富》中国富豪榜先后出炉，上榜人数暴增，并衍生出房地产、医药、金融等众多分榜。当富豪接二连三地落马，民意肆无忌惮，谈资日益丰富之时，舆论反而出奇平静。

在中国行走多年，胡润曾亲眼见过段永平股票账户中的数额，也曾和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促膝长谈。2008年，张茵当选中国首富。当她站在聚光灯下，坦然面对万千记者时，胡润依稀记得2003年她第一次上榜时的遮遮掩掩。

时间倏然而逝。当社会、公众、富豪都可以冷静对待、泰然处之时，商业世界越发透出从容温润的光华。站在历史尽头回望，挣扎与伤痛相生相伴，喧哗熙攘，好不热闹，分明是为成长付出的代价。

中国人背负的历史过于沉重，总是在患得患失中不得安宁。数年间，从嗤之以鼻到百般作态，再到投怀送抱，最后安之若素。富豪榜令无数人对其既爱又恨，既欢喜又害怕，恰恰暗合了环境变迁的大趋势。

然而，假如真有一天，富豪榜不再牵动人们的神经，恐怕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