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观点都承认创业艰难，财富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拥有支配自由。分歧在于，究竟是应该私自享受，或是滚动发展，还是分享财富。这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花钱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三类方式兼容并包，并不存在互相排斥现象，只是主导观点不同，某种方式占据上风较为显著而已。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作风朴素的企业家大笔投入再生产，也不难发现生活奢侈的富豪捐助慈善，毫不含糊。

富豪榜中不乏享乐主义者，不见得都是寒门出身，但一定都很不安分。有些人是通过股市、证券发了财，有些人曾经做过“倒爷”，还有些是台下交易起家，因为钱财来得容易，所以在花钱上从不计较。他们出手阔绰，对国外顶级奢侈品牌有令人咋舌的消化能力，大肆购置土地，拥有豪宅、名车，甚至私人飞机和庄园。

胡润在一篇财富报告中曾这样界定中国的富人：“至少要有3座房产，通常会摆满瓷器和玉器藏品，还有现代艺术品。他们每年要在钢琴课上花费7000多美元。北京的富人开奔驰R500轿车，通常还是北京顶级俱乐部雍福会的会员。他们的妻子则加入兰会所，戴宝格丽白金钻石手表，开宝马跑车。”这些人如此张扬，不仅为炫富，更是希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

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刺激奢侈消费。坊间传言，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曾以700万英镑购入了一艘量身订制的圣汐豪华游艇；“问题首富”黄光裕拥有包括劳斯莱斯幻影、宾利雅致在内的8辆顶级豪车，车牌尾数相连，价值近亿元；华谊老板王中军拥有一辆银色奔驰和一辆红色法拉利，他在北京城北的豪宅占地7亩，收藏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珍宝。这些事物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划分圈子和阶层的标志。此外，个别富豪喜欢包养女明星，为红颜一掷千金；还有人乐于到赌场厮杀，折损百万有如儿戏，透露出扭曲畸形的财富观。

最无所顾忌的富豪当属昔日厦门首富赖昌星。此人靠走私发家后，在当时还很偏僻的厦门湖里工业区建起一座声色犬马的地下宫殿，物色各地佳丽，专门招徕各级官员。这就是坊间大名鼎鼎的“红楼”。赖昌星把这个纸醉金迷的声色场所打造成政商交易的地下平台，挥金如土，花钱似水，收买大批位高权重的官员，极大地拓宽了走私渠道。

后来赖昌星东窗事发远避国外，脂粉奢华的“红楼”却在全国各地开花，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京城第一会所“天上人间”。装饰之豪奢、价格之离谱、格调之萎靡，一时竟无人能比肩，吸引了大批豪贵前来捧场消遣，这个隐蔽在长城饭店西侧的娱乐场所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个权力寻租和财富交换的平台。

戴国芳的悲剧

相比之下，也有一些富豪更崇尚朴素简单的生活。他们大多是踏实经营的商人，积累很久才起家，对每一分钱都格外珍惜，力争发挥最大价值。他们保守低调，从不虚张声势、不得陇望蜀，只是一次次把企业利润用于投资，拓宽经营领域和产业纵度。其中很多人是商业上的理想主义者，有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如铁本掌门人戴国芳。

戴国芳身为亿万富翁，却没有娱乐应酬，生活俭朴。他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是有名的“五不”老板。坊间流传的说法称：他喜欢在工厂食堂里招待贵宾，每个月至少有20顿饭是吃方便面；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至少工作十几个小时，颇为拼命。他曾在长江边上打造钢厂，鼎盛时颇有钢铁王者的势头。可惜他因不谙名利场的游戏规则，疏于打理各界关系而倒于宏观调控，至今仍被引为反面教材。

戴国芳无意中踏入了商业上的双重误区。其一，盲目兼并，不断追加投资，疯狂扩大企业规模，直至被叫停；其二，一味埋头苦干，不懂看风向、不会“交朋友”。第一个误区，其他富豪也曾误入，比如昔日江苏首富严介和。2005年，太平洋建设因大肆收编国有企业而迅速壮大，严介和身价暴涨8倍，当选胡润百富榜“榜眼”，堪称最大“黑马”。然而仅一年后，他就因“零收购”国企而遭遇政策调控，财富迅速缩水，成为2006年度最大失意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