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

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潢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江。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力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