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民主政治之道

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

--邓小平

“政道”与“政体”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是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说:“政者,正也。”因此,关于“政道”的思考也就是关于“正道”的思考。

中国的先哲为什么不重形式而重实质?道理也许很简单,从商周开始,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我们看到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管子等)一直到朱熹、顾炎武、黄宗羲,他?谈的都是政道的问题。

例如,孔子推崇“先王之道”,并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 有“道”就是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他反复说到“邦有道”如何如何, “邦无道”如何如何,把“有道”与“无道”对立起来。又如,孟子严格区分了以德服人的“王道”与以力服人的“霸道”,力倡“王道”,力拒“霸道”。再如,荀子在承认“王道”是正途的同时,承认“霸道”的作用,这就是汉初所采用的“王霸杂之”的治理方式,采取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立场;而管子则一面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一面力倡和践行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霸道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