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再到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及《大同书》,历代中国政治学思考、讨论和针对的均是统一与分裂、土地制度、选拔考核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这些政治的真问题,中国政治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总结处理这些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建立起来的。务实的中国历代政治家,往往是在现实实践中操作的治理者而非柏拉图这种空谈的哲学家,布衣入卿相的平民子弟,更不会如孟德斯鸠那般迷信,?一个理想的政体,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现实政治问题。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历代的先哲往往将政道细化,进而分别讨论各主体的行为准则(如为人之道、为吏之道、为臣之道、为君之道)以及各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如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官民关系等),因为所有这些“道”都会影响理政。黄宗羲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的“家天下”,但翻开他的《明夷待访录》,满纸都是“君之道”、“人臣之道”、“师友之道”、“奴婢之道”。

不仅中国的思想家关心政道,中国的历史学家同样关心政道,于是有了一大批《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之类的史书。司马光就明确表示,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热捧此书,也是因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除此之外,一些君王也留下了自己对政道、治道的体会,如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帝范》、武则天撰写的《臣轨》、明宣宗朱瞻基撰写的《御制官箴》、南宋孝宗赵昚赐名的《永嘉先生八面锋》等。当然,还有从战国一直到清朝历代治理者们撰写的一大批标题各异的“官箴”。到清朝,它汇成了重要的政治文献教科书《皇朝经世文编》。总之,中国的先哲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也会千差万别。因此,对中国的先哲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道,而不是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