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毛泽东不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过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吗?不错,他承认“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毛泽东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例如,他把其理想政体称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决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做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同理,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当毛泽东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提到的“民?”并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主要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仅从政体上理解民主,这些话毫无意义。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长篇幅对比西方的“政体观”与中国的“政道观”,就是为了说明一旦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发现。

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国还是贵族治国?是否存在多党竞争?似乎这几个特征即可以决定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现。而从“政道”的视角看,则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盘。

从“政体”的视角看,复杂的政治现实会被化约为几个简单的标签,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仿佛它们决然不同、非此即彼。从政道的视角看,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是混合体制,包含了各种成分,只不过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谓“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谓“非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民主的成分。

从政体的视角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另一些政体。从政道的视角看,不管是什么政体,它们都面临着种种挑战,其中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因此,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治国之道,而很难说这个政体优于那个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