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一种新生状态，有力气起床，却不得不假装残废，被动地躺在那里。我觉得这很愚蠢且不公正。这样做只是因为一名外人要求我们躺着。我们应该躺着吗？这是蠢事。过去的医生让病人“闭门不出”，但那时病人呆在与所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房间里。随着给所有房间供暖技术的出现，这个词成了隔离房的同义词，甚至当病人不具有或不再具有传染性时也是这样。如果我得的病会传染其他学生，那么我能理解不让人去上学的要求。但在家里我本来可以玩耍、读书、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在想起床的时候却因为所谓生病而卧床烦恼呢？

在我作为孩子的观念中，一名“教育医生”是不会这么做的。绝对不会！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疾病是家庭事务造成的（当然也不只有这个因素）。

儿童完全能够预感到其群体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很快就长到了可以问答人们咨询的年龄。这是我自己对二三十年后将以“身心医学”之名获得发展的东西的一种基本直觉吗？不是的。我认为是1914年大战的经历促使我选择了一门让我以现在和过去为参照去把握未来的职业。

当这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只有5岁半。在这个年龄和1918年长到10岁之间，我见证了家庭的变化并为诸多人生悲剧所打动，如果人们周围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他们就缺乏承受命运的准备。一些家庭毁掉了，因为父亲不在了。一些妇女发了疯，另外一些妇女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这是成人们的脆弱之处。还有金钱的问题。一名没有职业资格的寡妇也要工作。我看到周围有许多女商贩和女职员在工作，心态平衡，即使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

女裁缝很好地挣钱度日，并不因为给别人做衣服而感到羞耻。但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却不能当裁缝，哪怕她双手灵巧也没有工作，人们不要她；她只好偷偷摸摸地做点东西，通过做小批发生意的鸨母卖出去，从后者手里挣几个子儿。这样的妇女再也不能像丈夫在世时那样养活孩子了。于是她们过着不幸的生活，吃糠咽菜，无人关爱，遭受羞辱，颜面尽失，精力耗尽，最后一切都变得崩溃。这让我震惊。于是我想：一个人只能依靠自己，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挣钱度日。一种观念在我身上深深扎了根，就是一个要养孩子的女人应在结婚前学会一门职业，以备在丈夫因为战争、事故或者疾病发生不幸时能够继续保障孩子获得自己和丈夫当初设计的生活和教育。

因此要有一门职业，但不是什么职业都行。

我所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促使我选择了一个不单纯是商业性的职业。在1940年爆发的战争中，产生了一批BOF［“黄油—鸡蛋—奶酪”（beurre oeuf fromage）的缩写，指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的黑市暴发户。］。在1914年的战争中，这种人被称为“新富豪”。人们知道他们是靠世界的悲惨状况发家致富的。他们靠他人的不幸进行投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房屋、家具、首饰和地产，为的是把它们以尽量高的价格重新卖出去。我当时不想从事商业性职业，因为商业在我看来是一种坏蛋的职业。而这不是真的，中介人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取决于从事中介的方式是否合法。

靠损害别人来渔利的道德法则让我十分震惊。我亲眼目睹我曾当作正人君子看待的一些人在战争期间变成了奸诈之人，在工作中剥削别人的时间和健康。他们对我来说已经堕落了。我心里想：“一些职业让人丧失人性。”

这促使我转向了儿童护理行业（一些成人让我失望），因为在正处于成长过程、尚未被生活磨难或生活利益扭曲和破坏的人身上有充足的事情可以做。

……“教育医生”。至少他可以把握未来。

我也考虑结婚生子，并且在丈夫薪酬足够高的情况下依靠他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并不觉得这具有贬义。对我来说，女人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如果丈夫收入足够高，那就很好。然而我对自己说：“在结婚前要有份职业，以防……”我目睹了太多的寡妇要拉扯孩子却一无所有。1936年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毁灭人的不只是战争，还有经济危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俄国革命和俄国贵族的逃亡。还有疾病……

当我16岁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学医。但我等了好几年才得以在大学注册。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母亲反对，我父亲站在了母亲一方：“你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女儿。你有5个兄弟。留在我们身边吧，你又不急着去赚钱糊口。到25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这之前，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在这之后，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就走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让我的父母痛苦。

原来我们家有两个女孩和四个男孩。我是第四个孩子。我的姐姐18岁得了癌症，几个月就死了，当时我12岁。在我15岁时，第五个男孩出生了。对我母亲来说，她无法忍受自己唯一的女儿离家到外面生活。另外，在她看来，一名女孩选择了求学的道路，就注定要过着独身无子的生活。在父母双方的家族中，我都是第一个表达这种欲望的女孩子。

“你不适合做这个。” 我母亲重复说。

“我想有自己的经济收入，过自己的生活。”我反驳说。

“你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