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舆论限制皇权，在中国传统政治建制中，不是没有先例，比如专门对皇帝进言的谏官，还有负责监察官僚的御史。然而，无论是谏官还是御史，都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受到皇权控制，本身是不独立的。而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 “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拥有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像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等，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以上有关黄宗羲的思想，均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

过去的研究者多认为黄宗羲的“学校”类似于现代议会，但从上述介绍来看，毋宁说更接近现代的公共领域。“学校”没有现代议会的选举、罢免官员的参政权力，却有公共领域的讨论国事、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议政功能。可以说，黄宗羲的确是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公共领域思想的第一人。他对清末维新派建立公共领域的影响也是直接和巨大的。青年梁启超在读到上述惊世骇语之后，感到极大的刺激，他说，我后来的政治运动，受到黄宗羲思想的影响最早而最深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是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而且有着本土的历史资源，而从孟子的民本主义到黄宗羲“学校”传统，都对现代中国形成与欧洲不一样的公共领域观念和形态，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现代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士绅公共领域。而另一批美国学者魏斐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置疑，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以此区别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所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儒家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帝国的王权—官僚管理体系，在朝代表国家，在野又代表民间，士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但其集体信念又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公共认同，通过士大夫集团的中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像欧洲那样互相抗衡，而是有一种积极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事务上，常常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