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并非中国公共领域的长时段特征，而只是最初阶段——清末的情形。民国成立以后，这一情形有很大的变化，学会和学校，从整体而言，不再是公共领域固定的一部分。学会（或社团）不是专业化，就是党派化，失去了清末混沌的、公共的性质。而民国以后的学校也逐渐按照现代建制学科化、专业化，在整体上与政治脱钩。这样，民国以后在公共领域继续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报纸和杂志。

哈贝马斯在分析欧洲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指出，作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公共领域，后来受到系统世界中权力与金钱的干扰，为它们所操纵，逐渐失去了其公共的性质，不再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现代中国，干扰公共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无法建制化和日益的党派化。虽然从19世纪末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但这样的公众舆论并没有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和承认。民国以后尽管表明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这些自由仅仅是一纸文书，事实上，社会舆论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甚至迫害。区别仅仅在于，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公众舆论会比较强一些，而另一些时期，政府对舆论实行强控制，公共空间就变得相当的微弱。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的资产阶级一直不太强大，对公共领域的干预也很有限。除了政府权力之外，对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干扰来自日益严重的党派化。现代中国因为各种政治力量冲突连绵不绝，而且越来越尖锐，使得公共领域也渗透了严重对立的党派利益，许多报纸杂志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背景，失去了公众舆论本来应有的公正、客观和公共性质。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本来就比较有限，再加上日益严重的党派化，便使得中国的公共领域显现出逼仄的格局。

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政府和党派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公共领域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由于晚清政府日趋弱势，继起的北洋政府控制能力也比较弱，再加上党派利益刚刚出现，尚未完全渗透到公共领域，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从整体上处于一个不断向上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五四时期，大致是中国公众舆论最强势的时期，分裂的北洋政治势力无法控制全局，各派都需要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因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公众舆论如《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等，得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使得公共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作为新闻产业本身的报业业务虽然有很大发展，比如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但舆论的空间并未因此而扩展，反而日趋狭窄。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申报》的“自由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连这样的空间都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政治党派势力格局已成，开始全面渗透到公共领域，也对公众舆论造成了某种伤害。

第三阶段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9年。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表面上开始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对舆论控制一度有所松动，另加上各派政治力量处于暂时的、微妙的平衡，所以，以公开讨论和政治批评为标志的公共领域，在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间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的《观察》、《大公报》为代表的公众舆论，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公众性质和直面勇气。不过，随着内战的加剧，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再度收紧，而政治利益的白热化冲突，也使得公共领域之中，党派对立日益严重，以至于淹没了公正、客观的声音。公共领域从全盛到衰落的急遽变化，证明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由于缺乏体制保障和过于党派化所造成的无可扭转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