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既难以界定，又难以衡量，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它存在的意义。爱情本身也难以衡量，但即使我们无法说“我爱你的程度是爱其他东西的倍”，也很少有人会否认爱情的重要性。就像经历爱情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着权力。尽管我们无法精确衡量它的影响，但其影响却真实存在。有时，分析家们会因为权力的概念太过模糊且不确切而想要放弃它，但事实证明，它是很难被替代的。

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把社会科学中的“权力”比做物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能量”，但这种比较具有误导性。物理学家能够相当精确地测量各种无生命物体的力与能量关系，而权力描述的则是会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短暂的人际关系。也有人认为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货币。这种比喻同样也具有误导性。货币是一种流动的可替代资源，我们可以用它购买大量不同种类的商品。而在一种关系或情境中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在另外一种关系或情境中可能就会失去作用。你可以用货币买房子、买蔬菜，或是进行网络购物；而军事实力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权力来源之一，虽然可以在坦克战中发挥作用，但在网络空间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多年来，很多分析家曾尝试用方程式量化国际事务中的权力。例如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雷·克莱因。冷战期间，他的职责是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关于美苏力量平衡的信息，其观点会影响到高风险、高投入的政治决策。1977年，他公布了自己用来估算国家实力的方程式。

综合国力=（人口+领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意志）

克莱因利用该方程式计算得出结论，苏联的实力是美国的两倍。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根据这一方程式预测的结果并不准确。十几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专家们开始称美国为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新的实力指标，包括一国的资源（技术、企业、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物质资源）和国家绩效（外部约束、基础设施、意图），以及两者如何决定国家的军事实力与战斗能力。这一方程式让我们了解了相对军事实力，但并没有说明所有相关的实力类型。尽管有效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关键权力资源之一，但正如下一章将要分析的，当今世界已经不再像19世纪的欧洲一样毫无约束，那时能够在战争中获胜的国家即可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国。

军事实力与战斗能力并不能帮助我们预知结果，比如在金融领域或气候变化问题上。它们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论军事实力，基地组织在美国这个巨人面前就像是一个小矮人。但恐怖分子的影响力主要依赖于其行动的巨大冲击力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反应，而不是其武装力量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像是柔术，在比赛中，弱势一方可以借助强势一方的力量形成反作用力。传统的军事力量指标没有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

正如托马斯·谢林所指出的，在某些谈判中，自身的弱点与来自合作伙伴即将崩溃的威胁可能成为讨价还价的资本。欠债1 000美元的债务人即使破产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如果欠债10亿美元的债务人破产，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巨额债务可能成为债务人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2008年金融危机中，很多“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的命运就是证明。朝鲜的金正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中国政府感到无力的领导人……外交官们说他在利用中国人的担忧。他提出，如果中国不向经济濒临崩溃的朝鲜提供援助，大量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并可能引发骚乱”。

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衡量实力，因为实力取决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会因为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不同市场的购买力，但却无法找到能够概括所有关系与情境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它计算出没有争议的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