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1993年，克林顿的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曾经开玩笑说，希望自己来世能够成为债券市场，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拥有真正的权力。我们所谈到的市场的权力，就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想要赚更多的钱来给上大学的女儿交学费，所以决定多种小麦。但是如果其他农民也和他一样增加小麦种植量（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他的收入会随着小麦价格的下跌而下降，从而影响到他女儿的教育前景。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个人没有定价权。但无数看不见的个人独立作出的决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决定了价格。这也是贫穷国家生产的商品经常遭遇大幅贸易价格变动的原因。但如果个人能够将卖方垄断要素（单一销售商）或买方垄断要素（单一购买者）引入市场，从而改变市场结构，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创造品牌忠诚度、选择专门销售地点等途径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从而获得一定的定价权。石油生产国则可以成立像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联合体。

不同分析家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分析了复杂的因果关系模型，区分了个体选择与较大的结构。例如，与政治学家相比，社会学家对具体行为及结果的关注较少。与权力的第一个层面一样，只关注单独行为体的分析家显然无法充分理解并描述权力关系。但是，与权力的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一样，那些只关注广泛社会力量和长远历史前景的分析家对个体选择与意图的关注太少，而个体选择与意图在政策中至关重要。一些批评家认为我对权力的定义过于“以行为体为中心”，但我对权力的定义即使没有涵盖结构的所有方面，也对结构性力量有所考虑。

一些分析家认为，区分权力的三个方面是没有价值的概念抽象化，所有权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第一个层面的权力。然而，如果采纳这种观点，我们对行为的理解就会受到限制，从而限制政策制定者制定的用以实现目标的战略。命令式权力（第一个层面的权力）是很容易被察觉和了解的。它是硬实力的基础，是通过威胁与报偿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同化式权力比命令式权力更微妙，也因此而更不容易被察觉。同化式权力可以促进软实力的形成，软实力是通过议程设置、说服和吸引等同化手段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常常只关注硬性的命令式权力，强迫他人违背最初的偏好行事，而忽视源自偏好形成的软实力。但当同化手段可行时，政策制定者既可以节省胡萝卜，也可以节省大棒。

在全球政治中，国家行为体寻求的一些目标更容易受到权力的第二和第三而不是第一个层面的影响。阿诺德·沃尔弗斯曾经对持有目标和环境目标进行了区分，持有目标是具体且通常有形的目标，环境目标是结构性且无形的目标。例如，获取资源、获得驻军权力或达成贸易协定都是持有目标，而促进开放的贸易体系、自由市场、民主和人权则属于环境目标。用我们前面使用的术语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拥有具体目标和整体或结构性目标。只关注命令式权力和权力的第一个层面会在如何促进目标实现的问题上对我们产生误导。例如，要促进民主，单凭军事手段不如将军事手段与软实力手段相结合更有效，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吸引和说服的软实力同时具有动因性和结构性。例如，一国可以通过公共外交等行为吸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示范的结构性效应或“山巅之城”效应达到同样的目的。

不能将权力的三个层面全部归结为第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会减少对网络的关注，而网络是21世纪一种重要的结构性权力。信息时代，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行为体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可以成为重要的权力资源。例如，在轴辐式网络中，中心轴的位置可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如果你与其他朋友的沟通要通过我来完成，那么我就获得了权力。如果社交网络中的边缘节点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沟通要通过中心点来完成，这种依赖性就会塑造他们的议程。比如，很多前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仍然要通过法国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这就增强了法国塑造它们的议程的权力。

理论家们指出，在其他更复杂的网络中，阻止网络某些部分直接沟通的结构性空缺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或利用这些结构性空缺的行为体可以控制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从而将位置转化为权力资源。此外，网络的广泛性也与权力相关。广泛的网络纽带即使是微弱的，也有助于行为体对新的创新性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这些纽带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成功地将不同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强一国获得与他国相关而不是超越他国的权力的能力。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创建信任网络，使不同群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称为“整合力量”。心理学家则指出：“多年研究表明，在权力的获取与运用上，与武力、欺骗或恐怖手段相比，共鸣和社交智力更重要。”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人的力量会在集体行动中迅速增强。”同样，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及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而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作对，来掌握全球权力。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权力依赖于制度网络。这个网络约束了美国，但对其他国家却是开放的，由此增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的力量。这是我们评估当前国际体系下国家权力的重要一点，也是我们评估21世纪中美两国权力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从权力的第三个层面来看，如果美国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沟通网络中，那它塑造偏好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首先考虑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权力，即争取通过偏好形成和议程设定来塑造环境，而不是一开始就试图运用第一个层面的命令式权力。简言之，那些坚持将第二和第三两个层面的权力归结为第一个层面权力的人会遗漏21世纪日益重要的权力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