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500年前，修昔底德在解释雅典的将军们想要攻占米洛斯岛并杀害或奴役岛上居民的原因时说：“强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弱者承受自己必须承受的。”战争和对武力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中普遍存在。实际上，政治史经常被描述为战争与征服史。但是，正如《圣经·诗篇》第二章第一节所问：“外邦为什么争闹？”

一种答案是人类本性使然。人类学家描述了与人类基因组D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的黑猩猩在群体内部或群体间相互攻击的现象。一些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贪欲是背后动机之一。还有人强调掌握统治权的欲望。伟大的征服者，如横扫中亚平原的成吉思汗、帮助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动机。但是，在组织民众进行战争或对外征服时，思想因素也发挥着作用，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一个世纪里的扩张、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以及19世纪后的民族主义和自决权都是例证。

战争塑造了伟大的帝国和当代欧洲的国家体系，但我们不要忘记，军事资源所产生的硬性胁迫力量通常是与一定程度的软实力相伴随的，这很重要。正如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8世纪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强大到单凭一己之力就能统治所有人。暴君也需要拥有足够的软实力去吸引追随者，这样才能够大规模地使用胁迫性力量。例如，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罗马帝国利用意识形态巩固了其军事占领，并通过向被征服的野蛮人提供成为罗马公民的机会而吸引被征服者。包括士兵在内的各种军事资源都存在一个问题，即维护成本高昂，运输成本也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当地人能够被同化，那他们将是更廉价的资源。

新技术在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之前，可以帮助少数人战胜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群体，成吉思汗时代的马镫和西班牙征服时代的枪炮都曾发挥过这样的作用。19世纪，哈里·约翰逊只率领少数军队就征服了尼亚萨兰（今天的马拉维）。在印度，不到10万名英军士兵和行政官员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样的成功背后，技术并不是唯一的秘诀。同样重要的还有分化目标人群并同化其中一些人，使他们成为当地盟友的能力。与此相似，伊斯兰教的传播依靠的不仅仅是刀剑的力量，还有信仰的吸引力。今天的军事反叛乱学说也强调赢得思想与人心的重要性。要理解军事实力，我们必须意识到，仅用19世纪的“我们拥有加特林机枪而他们没有”来解释成功已经不够了。

现实主义的一个当代学派强调的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国际政治的结构。这种结构性方法强调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以及不存在比主权国家权威更高的国际政府的事实。主权国家需要自立，而军事资源能为其提供最大的帮助。安全与生存需求是比贪欲和统治欲更重要的动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自谋生计是理性行为，因为彼此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一个行为体解除了武装，而其他行为体没有，那该行为体是不大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那些仁慈且容易轻信的行为体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们会在无政府体系结构的动态作用下被淘汰。行为体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壮大军事资源并通过结盟平衡其他行为体的力量，才能享有安全并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相对实力增长比绝对实力增长更重要。

无论是从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出发，把人类的本性视为战争的动机，还是按照当代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解，强调更广泛的系统力量的作用，使行为体有能力赢得战争的军事资源传统上一直被描述为全球事务中最重要的权力形式。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大国定义中，赢得战争的能力是关键，而今天，战争仍然在继续。但正如上一章所述，19世纪以来，世界已经变得更复杂，同样，现实主义模型也不是到处适用。

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珀认为，国家间关系至少有后工业化、工业化和前工业化三个不同的范畴。在先进民主国家组成的后工业化世界中，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手段。在这一世界中，理论家们正确地断言，要找到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交战的实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这些国家陷入了复杂的相互依赖政治之中，在权力争夺中使用的是其他手段。这并不意味着先进的民主国家就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也不意味着脆弱的新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交战。按照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近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战争仍然是一种潜在的手段。同样，在包括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前工业化社会中，现实主义模型仍然适用。因此，21世纪，“军事实力是否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形式”，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情境。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答案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家间关系，也并非适用于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