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今天的国家仍然在使用军事力量，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国家，特别是大国，发现与以往相比，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目标的成本越来越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预测的机构）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认为，21世纪，军事力量的效用正在下降。

原因何在？第一个原因是主要大国掌握的核武器作为军事力量的最终手段是僵硬的。尽管数量曾经达到了5万以上，但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从来没有被应用于战争。它的应用会造成的巨大毁灭性后果与任何合理的政治目标都不相符，各国领导人不愿意使用它很正常。作为军事力量的最终手段，核武器的使用不仅是一种道德禁忌，还有引发报复行动的风险，所以实际上，对各国领导人来说，它都是代价过高而不能应用于战争的。

这并不意味着核武器在世界政治中没有作用。实际上，恐怖分子可能并不会受到道德的束缚。并且，即使很难使用核武器去强迫其他行为体，其威慑作用还是可信且重要的。它包括将威慑扩展到其他国家的能力，例如，美国就曾经将威慑扩展到欧洲和日本盟友身上。较小的国家，如朝鲜和伊朗，会寻求利用核武器威慑美国，并提高其地区影响力和全球声望，但它们并不是世界政治的平衡者。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它们因其他行为体的触发而决定扩散核武器，那么其自身安全也可能遭到削弱，因为核武器在缺乏充分集中控制的条件下流入国际社会或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道德禁忌的作用已经发挥了60年。核武器在世界政治中依然重要，但并不是因为在战争中的运用而重要。

第二个原因是用常规力量统治民族主义者及被动员起来的社会人口的成本越来越高。外来占领会使原本分散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在社会交往广泛的时代，外来统治成本高昂。早在20世纪，印刷媒体和大众传播工具就已经增强了地方民众对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意识与认同，国际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强化了这种趋势。19世纪，法国仅出兵34 000人就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但在20世纪，60万大军也没能让其保住这块殖民地。动员起来的武装分子使用的汽车炸弹和临时爆炸装置等工具比占领军使用的武器成本低廉得多，而且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发生与外国军队的占领高度相关。

第三个原因是军事力量的使用面临着内部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军国主义伦理在国家内部，特别是民主国家内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所有先进民主国家中的一种思想存在，在欧洲和日本社会的强烈程度比在美国还要高。反军国主义观点虽然不能阻止国家使用武力，但却使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特别是大规模长期使用武力时要面临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会说，民主国家不会接受军队的人员伤亡，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例如，1990年，美国计划出兵海湾战争时，已经预计到了1万左右的人员伤亡，但它却不愿意接受在索马里或科索沃的人员伤亡，因为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卷入程度并不像在海湾地区那样深。此外，一国接受人员伤亡的意愿还受到成功前景的影响。如果在其他国家看来，一个民主国家对武力的使用是非正义或不合法的，该国的政治领导人就可能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武力并没有过时，恐怖主义的非国家行为体也不像国家一样受到道德关注的束缚，但与以往相比，现在大多数国家使用武力的成本都在提高，难度也在增大。

最后一个原因是很多问题并不适合用武力手段去解决。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例子。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抵达日本下田港，以炮轰为威胁要求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港口。而要解决当前的美日贸易争端，这样的方法就不那么有效了，在政治上可能也不会被接受。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即使这些温室气体的输出会对其他国家有害，威胁用炸弹或巡航导弹把它们炸掉也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范围与范畴，以及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都是与19世纪不同的。

武力虽然仍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手段，但却不是唯一手段。经济相互依赖、沟通、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有时发挥着比武力更重要的作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手段并没有过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证明。在阿富汗，美军推翻了曾经为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所的塔利班政权；在伊拉克，美英军队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平定叛乱分子的反抗、维护战后和平，都是比赢得最初的战争胜利更艰巨的任务。同时，单凭军事力量是无法保护一国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汉堡就存在基地组织的一个重要恐怖小组，但轰炸这座城市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军事力量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手段，但其成本与有效性的变化已经使今天的军事实力估算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