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钳制中国经济的“铁三角”一段中已经讨论过，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其实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

“生产过剩”是相对贫困化导致的。而相对贫困化，又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这是一个吃不完的蛋糕和吃不饱的肚子并存的世界。中下层有消费的愿望，而社会的分配体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付手段。这种消费愿望无法变成有效需求，蛋糕就只好放在那里发霉变质，很难再做大，GDP就很难增长。

不公平是生产过剩的始作俑者。做到公平正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解决贫富悬殊，把钱放在中下层的手上，将他们许多潜在的需要变成有效的需求，就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制造内需的共同出路。喜欢刨根问底的朋友也许会问，是什么导致不公平呢？这个问题太大了，让我们留在后面慢慢解答吧。

所以，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这就是比其他各种竞争都更加重要的“第N维”的竞争。

谁能迅速果断地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制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谁就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就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讲？有几个原因。

第一，尽管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个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的和最终的依靠对象主要还是广大中下层，别无选择。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还是共同富裕。尽管贫富悬殊已经成了经济现实，但是这个经济现实同广大中下层的利益是有矛盾的，同这个体制所坚持的价值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的存在，就提供了解决贫富悬殊的前提。而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也存在着贫富悬殊问题。但是，贫富悬殊同其体制并不构成矛盾，反而是公正同其体制构成了矛盾。在世界资源竞争中，有人需要在中国推进贫富悬殊。而为了在中国推进贫富悬殊，就必须改写中国体制的价值和精神。争论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在当今世界大国里面，中国是唯一一个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决策提出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

第三，中国不会出现下面这类现象：政府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议会可能通不过；即使通过了，也可能被法院判为违宪。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本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这些现象在中国不会发生。

第四，尽管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面临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但是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没有美国的两个“软肋”--消费者债务和政府债务双高的问题。单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比既要解决贫富悬殊，又要去杠杆化容易得多。而且中国的税率总体上讲也

比较低。几乎无债一身轻的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构筑起普遍的社会保障网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第五，在中国，权力还没有完全被金钱统治。尽管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像有些国家那种公开的钱权交易毕竟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所以，解决贫富悬殊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