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在北欧公司的几年德莱叶时时承受着商业压力。利来利往，创作是否还有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赋予导演绝对的权力，让导演凌驾于制作，才有可能使电影的艺术性抵消它的商品性质。但这在丹麦是不可能的。在北欧公司，导演必须遵从两个人的意见：制片人和片厂经理，由他们决定拍摄项目和预算。原则上拍摄成本要尽量低，周期要尽量短。实拍时根本无暇彩排，演员们甚至未必知道自己的台词，在现场听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当一个场景完成拍摄，整个摄制组马不停蹄地换景投入下一场，忙着换服装的演员经常气还没喘匀就得上镜。[1]

因为拍摄过程是半即兴的，所以导演仍享着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至少他能决定对白，能设计具体场景，取舍细节。何况，选择演员的决定权还在他手里。粗放的工作模式也便于导演掌控表演风格和影片节奏。所以乌尔班·加德感叹，这种模式下，导演的声音就是决定的声音，导演的灵魂渗透在影片中。[2]

1917年，德莱叶在给弗斯特的信中写道：“老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职位上超过五年，就到了该提升或该走人的时候。我想我的五年之期也该到了！”[3] 那正是一个转折点。丹麦的导演们步着演员们的后尘，投奔异域。到1919年，奥古斯特·布劳姆和桑德伯格是硕果仅存仍留在北欧影业公司的导演。德莱叶是在1918年的春天被提升为导演的。

他的第一部长片《审判长》，让他体验了一回导演的自由。他亲定了演员和拍摄团队，他亲自撰写的剧本，爱米尔·弗朗佐的原作是他在任文学顾问期间就买下版权并心仪已久。这是一出发生在上流社会的情感剧，所以北欧影业公司的经理曾盛赞德莱叶“回归了传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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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d: Filmen，第111~112页，另见Norgard：Levende billeder I Danmark ，第40页。

[2]　Gad: Filmen，第109~120页，德莱叶曾形容“欧洲电影的生产法则是围绕制片人，制片人挑选剧本、助理，甚至越俎代庖来导演”。

[3]　1917年10月31日德莱叶给Frost的信，由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保存。

[4]　Ebbe Neergaard: Larling og mester ，收录于50 Aar I Dansk Film ，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