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德莱叶对于“表演”还没有太多苛求，他说：“我给演员最大的自主。我关心的是每一格画面的构图。”[1] 他对影片中的场景和环境有着极苛刻的要求，他完全不接受拍摄过程中仓促搭景，而是带着助手进行了细致前期准备，巨细靡遗地造出一个他的电影需要的小世界。[2] 1918年当《审判长》拍摄完成后，德莱叶拒绝出席片厂的意见听证会，他的理由是：“我的工作是严肃的，我不需要听取无关紧要的意见。”[3] 昔日的文学顾问已不受老板的控 制，他不再是循规蹈矩的员工，他要拍自己的电影，并让作品完全地彻底地属于作为创作者的他。

随后的《撒旦日记》是德莱叶对电影工业底线的试探。片厂决定投拍这个题材，初衷是试图借此重现昔日荣光，[4] 但德莱叶很清醒地意识到：“那位痛恨革新的经理势必会处处为难我和桑德伯格。”[5] 他得到12万克朗的预算，随即着手场景布置建设，“我四处奔走，在图书馆里遍寻油画和照片”。[6] 他用了三个月修改剧本，确定拍摄团队，研究拍摄细节，然后向片厂宣布，预算得提高到24万克朗。公司的回应预算最多增至15万克朗。德莱叶给片厂经理斯塔尔写信，声称如果只有15万克朗，他没有办法拍出一部对艺术负责的电影，他认为制片人计较预算是不能充分认清电影的艺术价值。在这封信里，德莱叶口气强硬，俨然是统率了一部影片制作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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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la Langeson: Jeg har altid stabt efter det enkle ,原文刊载于Jyllands Posten，1955年1月27日。另见JudithPodselver: Carl-Theo Dreyer et sa situation en 1947 ,原文刊载于Revue du Cinema 1947年秋季号，第25~26页。

[2]　Neergaard: Larling og mester ，第60页。

[3]　德莱叶给Frost的信，1918年8月11日，现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

[4]　见Skalk: Blad af Satans Bog，刊载于Ekstrabladet 1921年1月22日，见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存档。

[5]　德莱叶给Frost的信，1918年12月19日，现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

[6]　德莱叶给Frost的信，1918年12月20日，现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