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巴勒斯坦农村，没有现代的通讯手段，看不到听不到真实的情况，谣言和推测漫天飞。战争在欧洲进行，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有关德国、奥地利、波兰及其他地方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消息传来十分恐怖。父母们都不敢将情况告诉小孩子，但是我们生活的圈子是那么狭小，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封得住的。我们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一方面缺吃少穿，另一方面担心哪一天纳粹分子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家乡，我们也要遭遇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德国人离巴勒斯坦已经不远了，恶贯满盈的德国将领隆梅尔带领德军到达了北非的西部沙漠，意在征服埃及，下一步就是占领巴勒斯坦。如果隆梅尔如愿以偿，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会落到和欧洲一样的被灭绝下场，我也不可能在今天撰写这些文字了。所幸历史没有按照德国法西斯的意愿发展。

巴勒斯坦犹太人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以各种方式投入保卫自身的战斗中。我还记得，父辈们修建地堡和机枪掩体以防不测和抵御德军的可能进攻。地堡是用水泥浇铸的小型构筑物，一半埋在地下，为了防止飞机轰炸和炮弹射击；机枪掩体也是水泥构筑，高出地面，设有枪眼，可以自内向外发射子弹打击前来进犯的敌人。这些战争构筑外形很像当时售卖药丸的圆筒，所以叫它pillbox，在英文里意思既是“药桶”也是“掩体”。

我们小孩子每天都演习飞奔进地堡躲避。谢天谢地，我们没有赶上机会实际考验这些防御工事是否足够坚固以保全我们的生命。德国人要占领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意图泡汤了，败在了英国蒙哥马利手下。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工事的遗址，让人们回忆起这场战争。每当我从这里经过，从心底里便不免发出一阵微笑。想当年是何等幼稚啊，我们这些孩子竟以为这些水泥疙瘩是铜墙铁壁，能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我的话友和我都是30年代生人，我们的童年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度过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蒙受同样的战争苦难。不过他在中国家乡的经历，甚至比我在巴勒斯坦更为不幸。当隆梅尔受阻于北非的时候，日军的铁蹄已经在蹂躏中国的半壁江山。他们远在南方小镇的房屋被日本人放火烧光了，没有了家园，全家人跟随大批难民流落在深山野林。

患难与共的救助

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他们却为从欧洲德国纳粹魔爪下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伸出了救援的双手。

欧洲犹太人为躲避迫害和屠杀四处逃散，换了一个又一个难民营，这些难民营一个比一个悲惨。在波兰，难民营是将犹太人赶往煤气炉屠杀的转运站。有幸逃出欧洲的犹太难民，却找不到栖身之处。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拒绝接纳他们。只有远在东方的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是他们有望获得继续生存的避难所。

这时上海已被日本占领，数百万上海居民自己也已沦为难民。即使如此，上海居民依然尽力以各种方式帮助犹太人。1937年到1945年间，数以千计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难民营。在最艰难的时候，虹口难民营的犹太难民和中国人相互为邻，尽管种族不同，却患难与共，互相帮助。犹太人一步一步熬过来了，逐步走上了生活的正轨，设立了基础设施，开办学校，出版报纸，组织运动队和设立剧场上演各种节目，在上海的难民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但是，上海的犹太难民未能完全摆脱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大屠杀的阴影。德国纳粹千方百计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迫害并妄图从肉体上消灭上海犹太人。1942年，纳粹德国要求他们的日本盟友对上海犹太人实行各种限制，日本军事总督召见犹太人代表团，劈头就问：“为什么德国纳粹仇恨你们？”参加代表团的犹太社区的拉比不加犹豫地回答说：“很简单，他们恨我们是因为犹太人属于东方人，个子矮小。”拉比的答话是要表明，纳粹搞种族至上那一套，宣称白人优越，其他种族下贱。日本总督听得出拉比话中有话,日本人也和犹太人一样，同属亚细亚人,在纳粹眼里亚细亚人比起德国人来属于劣种。日本总督从中抓不到犹太人的把柄，没有办法，只好说声:“你滚！”而不了了之。

不过灾难的威胁并未因此消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准备对上海犹太人下手了。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打算和日本人同谋对上海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企图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历新年（公历9月）合家团聚之际，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的犹太人，然后运至海上或者矿山折磨至死。后来由于走漏风声，引起上海和世界犹太人的强烈反抗，“最终解决”的屠犹计划宣告破产，上海犹太人总算逃过一劫。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的犹太难民终于幸存下来，和中国人民一道重获自由，并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建国以后，迎来返回以色列家园或者移民其他国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