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 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 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 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