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强烈暴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

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

……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я，№29—30，стр26

因此，在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动摇和妥协时，无产阶级能否争取领导权，并不在于它的绝对实力，而在于它在革命形势中，能否让小资产阶级相信它，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革命党要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这也是托洛茨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要求它退出国民党的原因。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以相对弱小的兵力在几个月内就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固然和北洋军阀的腐败、士兵士气低落，不少军队不战而降，归顺了北伐军，以及北伐军思想工作做得好，士兵斗志昂扬有关，但与工农在敌后的罢工、暴动，对北伐军的积极协助是分不开的。以上海为例，它不是北伐军打下来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夺取的。国民革命军是被起义工人迎入上海的。发动工农进行革命，当然只能以罢工和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工农组织在罢工和土地斗争中成长壮大。在这些地区变成国民政府的辖区后，工会农会面对的还是同一些工厂主和地主。它们不会因政府换了招牌后，就停止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国民政府在它的辖区内禁止罢工，不允许在后方没收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表明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它与工会农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建立苏维埃，就是把这些在革命斗争中业已存在的组织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这涉及的不是有没有力量组建苏维埃，而是想不想建。

斯大林正是因为信奉常规社会力学，他才一直把宝押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将军们身上，根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这在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23年8月，德国面临革命形势时，他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了下面的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群众革命力量的态度：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是不是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能够这样做？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

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

建立了苏维埃，中国大革命就一定能胜利吗？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也不认为，建立了苏维埃，共产党就一定能够胜利。他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例。那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工人在自己的组织机构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今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自发的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重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它不失时机地武装工农，深化土地革命，推动民主革命阵营中的分化，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从而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过，托洛茨基认为，如果领导路线正确的话，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获胜机会的。

如果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了苏维埃，即使不能确保共产党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不会被“盟友”打得措手不及。

高潮与退潮

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反对1927年南昌起义和同年年底的广州起义，是从“极左”转到了极右。